做一名医生，我需要对患者负责；作为医护人员的代表，我有责任为社会医疗体系的不断完善建言献策。
——于长隆
“我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齿轮”
“能够作为首席物理治疗师直接参与北京奥运会的医疗保障工作，我既感到光荣，又倍感责任重大。”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于长隆对记者说。根据北京奥组委工作需要，经奥组委及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批准，作为首席物理治疗师，于长隆主要负责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医疗康复工作，包括招募志愿者、对志愿者进行规范化培训、奥运村康复中心及各个场地康复室的筹备建设等。
于长隆率领的康复团队人数达到300余人，仅在奥运村的综合诊所里就有160多人。在奥运村北区还有30张休闲理疗床由康复团队负责。这支由于长隆亲自率领的、奥运村里最为庞大的一支医疗服务队伍，将为各国运动员提供理疗、按摩、针灸等中西医兼备的康复措施，帮助运动员迅速恢复竞技状态。
早在两年前，于长隆就开始为筹建这支精锐之师而殚精竭虑。从人员的选拔、培训，到如何调兵遣将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件件都得“首席”来定夺。按照他的设想，这支队伍中的专业志愿者一半以上来自北京，另外的人将从外地和国外的志愿者中挑选。“在志愿者的招募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被炎黄子孙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京外；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大家都积极踊跃地报名参加康复师的选拔。”志愿者的热情让于长隆至今难忘。
为了这次在“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于长隆在自己负责的工作中融入了很多中国特色，比如，增加了中医中药、中医按摩、针灸等，还为残奥会准备了盲人按摩。奥运期间，我们还举行了一次中医研讨会，向世界各国的队医开放，主要是介绍中医的理论与疗法在运动创伤中的应用。
7月20日，奥运村综合诊所预开诊，经过严格规范化培训的全体物理治疗志愿者各就各位，开始投入工作。奥运村综合诊所的开诊时间从早上7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忙碌到深夜的于长隆却依然没有轻松下来。“第一天各项工作运转基本正常，但还有不少需要查漏补缺的地方，如物资准备不是很齐全，按摩用的一些材料不够用，需要赶快打报告申请配备。”
如何对300人的庞大队伍进行合理有效的调配，于长隆从开诊的第一天就考虑得很周全。“由于工作时间比较长，人员肯定要按排班表轮休。奥运村不向志愿者提供住宿，那些家距离奥运村比较远的志愿者就尽量安排在白班，否则太晚回家就很不方便。”说起排班表来，于长隆显得心细如发。他把自己比喻成是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提供保障的“一个小小的齿轮”，所能做的就是“依靠我们的医疗保障团队，团结团队中的每一个人，为各国奥运健儿的健康保驾护航”。
“关键时候，他们能够信任你”
就在记者采访于长隆的时候，前羽毛球世界冠军李玲蔚给于长隆打来了电话。她颈椎不太好，希望能做一下按摩治疗。于长隆立刻与康复科医师联系，定下了治疗的时间。
在于长隆的手机电话簿里，有不少像李玲蔚这样“大牌”运动员的名字。时间长了，就成朋友了。
作为一名运动医学专业的医师，于长隆秉承着老师曲绵域定下的“规矩”：常下运动队。“运动创伤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三多，即小损伤多、慢性伤多和积累伤多。要避免出伤，预防尤其重要。”于长隆说。医生“下队”不仅是看伤病情况、查明原因，更要看运动员训练中是否存在问题，避免伤病日积月累。现在，所里主治医师以上的人员每人每周都必须下队。而身为所长的于长隆也不例外，悉尼奥运会、雅典奥运会备战前夕，几乎每天都能在国家队的训练场边看到他的身影。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下队”中，于长隆和运动员之间建立起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关键时候，他们能够信任你。”
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是国内最负盛名的运动医学专业的研究和临床机构之一，也是国内唯一被中国奥委会指定的运动员伤病防治中心，同时还是中国国家队运动员伤病的“最高裁判机构”。“我还能不能再打？再出成绩？”这是很多运动员见到于长隆时问的第一句话。没有哪个运动员愿意在最关键的时候因伤病饮恨退场。有伤情，能否继续参加比赛，还是立刻上手术台？作为所长的于长隆深知诊断意见书上的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他也深深地懂得治疗效果好坏关系到运动员能否延续运动生命。所以，在作任何一个决定时，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他都要觅得科学的依据。
“运动医学的精髓就是让运动员受伤后如何能尽快恢复功能，这也正是运动医学的魅力所在，其挑战性相对其他学科也要大得多。”于长隆说。
明确诊断是第一步，哪怕只是一小块肌肉出了问题，也要能找到准确的病灶。多哈亚运会上，我国举重运动员欧阳晓芳在63公斤级挺举比赛中扭伤了膝关节，痛失金牌，仅获得亚军。在她受伤倒地的一瞬间，于长隆心头一颤，专业的判断告诉他，“晓芳恐怕前十字韧带断了”。于长隆立刻陪着受伤的欧阳晓芳赶往医务室拍片，后来又预约核磁共振检查，检查结果与他的判断一致。在多哈接受必要处理之后，欧阳晓芳很快回国，一下飞机便直接被送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接受了膝部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术后恢复得也不错。
受伤的运动员要在最短时间内重返赛场，需要接受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治疗，而“微创手术能够帮助患者更快康复”。在于长隆的率领下，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现在每年的开放式手术不到手术总量的10%，全年微创手术则达到3000多台。
完善的康复计划能够帮助运动员尽快达到身体机能恢复的最佳效果。我国一名女子羽毛球运动员在奥运比赛前膝关节半月板损伤，没有时间手术，于长隆和同事们就为她制订了一个特殊的康复计划，边治边练，这位运动员当年就拿到了世界冠军。之后，又经过长达4年的康复训练，这位运动员再次征战奥运时，又拿到了冠军。
一个又一个优秀运动员经过于长隆和同事们的精心治疗重返赛场再创佳绩。有人提出应当对他们进行重奖，于长隆对此并不在乎。他只想以自己的努力帮助运动员，希望看到他们以后不再出伤，或者有伤也都不会影响成绩，不用再来找自己看病。
“中国运动医学的事，请找Dr Yu”
2008年5月26日，应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邀请，于长隆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到该院进行学术交流并讲学。这是麻省总医院建立100多年来第一次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到该院作学术报告。最初，麻省总医院里有学者对于邀请于长隆赴美讲学持有异议，但当他们从网络上了解到这个陌生的中国人在运动医学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后，质疑和不解都烟消云散，转而一致认为“我们应该请他来”。
带着关于应用BMP4基因转染的反分化关节软骨细胞修复关节软骨的最新研究成果报告，于长隆站在麻省总医院的学术讲坛上侃侃而谈。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今年4月份刚刚发表在SCI影响因子高达7.751的美国著名学术期刊《Arthritis and Rheumatism》上。国际著名骨科专家，年近八旬的Mankin教授亲自出席学术报告会，并对于长隆的报告做了精彩点评。
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多年海外生活造就的一口流利英语，使得于长隆能够与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Freddie Fu、哈佛大学教授Zarins等国际运动医学界“顶级大腕”称兄道弟。“在学术上，我们能够平起平坐，相互切磋。”于长隆对此颇为自信。
香港一家大财团打算在中国大陆投资兴办一家康复中心，希望聘请Freddie Fu担纲主持。Freddie Fu给他们的答复是：“只要是涉及在中国建设运动医学康复中心的事，请找Dr Yu。中国运动医学的问题，他一定有办法。”在国外专家心目中，这个个子不高的中国人，有着绝对的实力。
有主见，敢于阐明自己观点也是于长隆能够拥有越来越多海外密友的原因之一。“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才有机会成为主角，否则永远都只能是看客。”于长隆说，“做人要有气节，应当不卑不亢，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每年运动医学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总能听到这个中国人的声音。他的敢于争辩，他的直言不讳，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刮目相看和尊崇。
膝关节交叉韧带的重建是当前运动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传统的手术方式都是仅对断裂的韧带进行单束单隧道重建，但近几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交叉韧带在解剖学上应分为两束，所以要想达到最理想的手术重建疗效，应当进行双束双隧道重建。国际著名运动医学专家Freddie Fu就是“双束重建”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和积极践行者。在北医三院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应邀前来讲学的Freddie Fu就向中国同行力推“双束重建”理念。
面对讲台下来自全国各地从事运动医学专业、更熟悉“单束重建”技术的医生，于长隆没有“和稀泥”。“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选择哪种重建方式应当因人而异。”当于长隆以主席身份进行点评时，却并没有对好朋友的报告全盘接受。他提出，单束重建对一些只有单向不稳的病人有明确效果，恢复的时间也快、更省钱，从短期恢复效果看，与双束重建差别并不大。更重要的是，对于很多中国医生而言，当单束重建还没做到尽善尽美之时，不宜盲目追新，蜂拥而上进行双束重建。
“误打误撞入门”的学科带头人
于长隆常常开玩笑说，自己选择运动医学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1968年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于长隆被分配到了甘肃张掖碱滩公社卫生院工作。之后，在甘肃东水泉煤矿职工医院工作的经历，让他在处理骨骼损伤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10年光阴，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逐渐成长为一名专业的骨科大夫。1978年，“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招生考试开始报名。于长隆本打算报考北京积水潭医院的骨科，不巧的是，当年该院创伤骨科不招生。于长隆瞅着招生大纲上各专业列出的参考书书目，正好运动医学专业的考试参考书自己都有，于是他决定报考母校的运动医学专业。
顺利通过招生考试后，于长隆成为了我国现代运动医学创始人曲绵域的开山大弟子。30年光阴似箭，当年“误打误撞”入行的于长隆，如今已是中国运动医学学科学术带头人之一。
“曲大夫影响了我一辈子。”恩师严谨的学术态度、不畏艰辛的敬业精神让于长隆受益终生。1978年于长隆初进运动医学研究所时，所里只有四五个大夫、二十几张床，规模很小。在曲绵域的带领下，于长隆在关节软骨损伤、肌腱修复、末端病防治等研究领域探索前行，成果不断。他的“运动员末端病防治研究”获1986年国家体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损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获2006年教育部高校科技进步二等奖；“杰出耐力相关的线粒体基因分析”获2006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二等奖；“骨关节训练伤微创治疗的系列研究”获200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如今，于长隆在关节软骨损伤的机理、末端病的解剖生理基础及病理、无腱鞘肌腱修复机理以及关节镜在运动医学中运用的相关科研等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运动医学领域，关节软骨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由于关节软骨是不可再生的组织，如何修复受损的关节软骨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恩师曲绵域的带领下，于长隆和同事们一起，两代人用了20多年的时间，证实了应用体外培养自体软骨细胞或其他来源的干细胞进行关节软骨修补的可行性。“科学研究是几代人的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于自己在科研上取得的成绩，于长隆从不居功自傲。他说，每一点进步都是所里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
1997年，于长隆接替恩师出任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经过曲绵域等老一辈运动医学家艰苦卓绝的开垦创业，此时的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强劲、在运动医学界享有盛誉、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综合性研究所。
如何才能继续保持研究所强劲的发展势头，“光靠守摊子是不行的，必须不断创新才有出路。”他敏锐地捕捉到国际运动医学发展的新苗头“微创技术”，果断地在这一全新领域积极探索。今天的运动医学研究所已经成为国家体育总局及中国奥委会指定的运动员伤病诊疗中心、中国内镜诊疗技术培训基地和Smith+Nephew中国区关节镜培训中心。每年3000多台关节镜手术，1000多例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使运动医学研究所在学科发展上始终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为医疗康复体系的建设建言献策
在运动医学领域辛勤耕耘30载，于长隆也有“不务正业”的时候。倡导“建设具有中国社会特色的医疗康复体系”，就是他最大的“副业”。
2008年阳春4月，十余位医疗卫生界的专家学者受邀走进中南海，与温家宝总理就新医改方案进行座谈。作为受邀的专家之一，于长隆提出的唯一一条建议是“中国要加强康复医学体系建设”。温总理当即表示：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是“防、治”两大体系，现在也需要加上“康”，才是完整的医疗体系。总理的积极回应让于长隆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努力终于要“收成正果”了。
自从200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每年“两会”期间，于长隆提交的提案都没有离开过“康复”二字。他说，“康复使得病人恢复活力，回到大的社会里面去。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从运动医学与康复医学的紧密关联中受到启发，于长隆逐渐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全社会康复医学体系的建设。
运动医学在于通过治疗恢复功能，而康复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大部分。“一个人骨折了，骨科医生考虑的是尽快把骨头接好，让骨骼的形态和结构回复正常，而运动医学专业的医生更多考虑的是怎么样让病人骨骼的运动功能尽快恢复。在功能恢复的过程中，康复医学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在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由于长隆设计组建的我国第一个运动员康复中心正式成立，为备战悉尼奥运会提供了坚实保障。
中国的体育健儿拥有了属于他们的康复中心，但大多数的中国普通百姓却很难享受到系统、规范、便捷的康复治疗。在美国求学、工作的8年多时间里，于长隆看到了很多患者在社区获得康复支持。而中国康复医学的发展远远滞后于国际水平。在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中基本上没有康复医学专业，更缺乏培养高级康复人才的硕士或博士点。康复治疗师这一职业甚至还没有被国家正式认可。巨大的差距让于长隆心中隐隐作痛。
2006年的一个晚上，于长隆提笔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长信，就医疗改革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像在任何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敢于直抒胸臆一样，在给总理的信中，于长隆也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非常重视临床医学的发展和建设，SARS以后开始重视预防医学的建设，但至今仍然没有考虑到康复医学的建设，没有赋予社区医疗工作的康复功能。现在必须要建立‘预防-临床-康复’三位一体的综合医疗卫生体系，即在继续重视临床医学的同时，把预防和康复也重视起来。”他阐释道，“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康复医学就好比是一条河流的上游、中游和下游，如果上游的预防没有做好，就会产生大量病人，给中游的临床带来很大压力；同样，下游没有康复机构承接病人，也使得很多经过医疗干预以后不必要住院而应该进行康复的病人长期滞留在临床医院，给中游造成很大的负担。正是因为上游的预防和下游的康复功能都不健全，导致中游的临床实际上已经不堪重负，表现为医生压力大、病床紧张，百姓看病难，医患关系紧张。”于长隆认为，要破解这一难题，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康复功能赋予社区医疗，把康复治疗费用纳入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
对于他提出的这些建议，温总理亲笔作了批示，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卫生部卫生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等一行7人专程来到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征求于长隆关于医疗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做一名医生，我需要对患者负责；作为医护人员的代表，我有责任为社会医疗体系的不断完善建言献策。”于长隆说。
（作者：谭 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