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想有一天外科医生彻底放下手术刀，不再用这种无奈和有创的方式切除肿瘤。
外科手术现在看来虽然有效，但与之相伴的创伤、出血和对病人的精神磨难实在太大了!
我想告诫年轻的同行朋友们：不要过多为自己手术技艺或技能的提高而沾沾自喜，应当投入更多精力追求脊柱肿瘤治疗的微创化和无创化，抛弃手术刀或许是外科医生的最高境界。
【编者按】
3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CCTV13）“两会”品牌栏目《见证履职》播出了人大代表谈创新。针对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的“创新”，代表们进行了热烈讨论。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全国人大代表、北医三院骨科主任刘忠军分别在发言中以3D打印在审批流程中遇到的瓶颈为例，提出了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一些困惑。
为什么无论是在小组会上，还是在人民大会堂对中外记者开放的全团会上，刘忠军代表发言时都要手持一个3D打印的颈椎模型？
为什么作为著名的脊柱外科专家，每当提到科技创新，提到3D打印话题，他都会激情澎湃、执着不倦？
为什么脊柱外科3D临床观察项目，即使历经两年有余，即使完成了世界首例应用3D打印技术人工定制枢椎治疗寰枢椎恶性肿瘤，即使术后半年患者恢复良好，这项技术也不能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成果？
为什么刘忠军团队早已领先世界完成了临床观察，结果报告已交付审批，他们的研究文章也在国际期刊上领先发表，然而目前审批还在路上？
为什么与此同时，在德国，在美国，在韩国……，即使有些起步比我们晚，但已经应用于临床，甚至某些产品已经上市？
为什么……
或许，在2015年2月16日出版的《中国人大》第四期中，我们可以为这些“为什么”找到答案。
我梦想有一天……
——专访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刘忠军
2015年的腊八节，几乎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临近中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刘忠军终于挤出些空闲，这是他一周中排得满满的手术、查房等工作之外唯一可以稍稍松口气的时间。为了这次采访，记者曾多次联系，最终才见缝插针敲定了这个时段。
与冷空气形成反差的，是这一天的北医三院，门诊大厅内、楼道中、各个科室门前人头攒动，操着各地口音的病患和他们的家属在热气蒸腾的环境中焦躁地捱着这一天。据统计，2014年北医三院的接诊量超过400万人次，居北京三甲医院之首,而且这种状况已持续多年。可以想见，每位大夫平均每天承担的为患者减除病痛和焦虑的压力。
采访刘忠军之前,搜阅了他的有关资料。他很得媒体关注，尽管每次接受采访都执著于一个不变的话题,但由身份决定的角度却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最早是医务工作者,然后是科技创新实践者,最后是全国人大代表,随着这个转变,那个不变的话题开始趋深趋锐,最早的憧憬渴望逐渐变成了疾呼和呐喊。
是什么让他激情澎湃?
是什么让他执着不倦?
一位儒雅谦逊的骨外科权威
骨外科办公室兼休息室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采访时正赶上饭点，年轻的医生为记者端上来盒饭和自制咖啡，大家边吃边聊，一问方知，去年骨外科作了7500例手术，几乎每天几十台的量，有时晚上要做到八九点钟。平时手术时，这些外科大夫没时间吃饭，就站在手术室外间果腹，吃盒饭是老常态，也是新常态。
与刘忠军刚刚认识，还来不及了解他的内心，去年底《健康报》医学论坛上的一篇文章帮了大忙，那是他撰写的，题目为《学科发展底气从何而来》，文中写到了外科医生的担当，学术带头人的责任，还写出已经功成名就的骨外科专家内心的柔软和一闪而过的脆弱。
“我经历过在讲课中被值班医生叫回医院,处理胸椎肿瘤后3天主动脉破裂出血的病例;还经历过匆匆离开外地会场,一路急行赶回北京,直奔手术室抢救寰枢椎肿瘤术后10天椎动脉破裂出血的病例......每次都是一番苦战。当我们成功将出血止住时,一丝安宁刚刚掠过内心,又开始盘算怎样应对接下来的合并症。”
“很多患者就诊时已经失去了治愈的机会,对这些患者的治疗除了尽力延长生存时间外,更多是要考虑生存质量,以及他们在精神和情感方面的诉求。对于这些患者,延长生命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敬畏生命或许更重要!”
“在为患者治疗的过程中,医生不仅仅依靠医疗技术,而是凭借救危扶困的态度。这些情感因素的参与,非但没有削弱临床治疗的科学性,反而会使治疗方案更加合理和人性化。敢于挑战的医生,必须心怀恻隐之心---他们见不得脊柱肿瘤患者痛苦而绝望的表情,更不能容忍这些患者坐以待毙。”
“作为与脊柱肿瘤打了多年交道的外科医生,我深深地体会到: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便拥有了一切。”
刘忠军的骨科团队在脊柱外科领域有极高的声誉,他们的影响力，还在于用“厚德仁术”浸润了一支具有悲天悯人人性之光的队伍。有一诗句非常贴切他们的使命感:灯塔的光,就在彼岸,那屹立不变的爱，划破浓雾是最后的救赎……
记者手里有几份病人术后写给刘忠军的信,感激他没有某些专家的冷傲，里面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是“像亲人一样”。对此,刘忠军淡淡一笑:
“一个医生，对自己要有个基本认识,即便做到专家了也是一样。我们有内科、外科，外科系统又分骨科、胸科、普外这么多科。我虽是个医生，但可以看的病能有多少？只是骨科领域的这一点。我搞脊柱外科，对关节等其他好多病也并不熟悉。
医学发展到现在，能治的病又有多少？只能治其中有限的几个病种，而只有少部分效果还不错，还有一些病仍束手无策。你有什么了不起呢？你骄傲不起来，对不对?当你知识获得的越多，就越知道自己这点东西太少；见识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很卑微。”
刘忠军身兼教授、主任医师、博士导师，北医三院骨科主任暨脊柱外科研究所所长等数职,同时还是AO国际脊柱外科学会中国理事会主席、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学会骨科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委员，他还担任了一些专业期刊的编委和副主编等职务。
这位骨科界翘楚出生在一个毫无医学背景的家庭，他在北京西直门内就近读完小学、中学, 1977年毕业时赶上恢复高考，因喜数学，性格沉静,老师推荐他报考了北京医学院, 学习五年后分配到北医三院工作至今。
当时北医三院的骨科已小有名气，在全国最先开展用手术的方式治疗颈椎病。虽心仪这个科室，但新建成的神经外科更需要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在住院医生阶段，刘忠军把相关学科，如胸外科、骨科、泌尿科、麻醉科等轮转一遍。之后，骨科把他要了回去。后来他分别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学习研修。他说,当年国内的设备、技术、学术水平很低，能看到这个差距，才有动力,特别是学到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方法和理念，这对后来的专业成长和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刘忠军至今还记得一次特殊的经历。1988年他赴美学习，第二年9月回国时正赶上“六四”。那时出国成风，人人想方设法出国，出去就不想回来。当年，美国也采取了一个特殊政策,凡在“六四”前后一段时间申请绿卡，没有限制，申请一个给一个，当时在美国的同学劝他留下来，但刘忠军还是回来了。
他的想法非常朴素：我想做临床医生，特别是想继续做骨科医生，而这在美国难上加难。我学的是医，如果离开这个职业，那是一个太大的浪费。再说，美国有那么多好医生，并不需要我，但中国需要我。
9月回国的时候，飞机上连一半人都不到。现在回想，刘忠军仍觉得当年的选择对头。那一届他的同学出去了一半,现在留在国内的反倒一直在做医学专业方面的事业,出去的大多改了行，本来雄心勃勃，要成就事业，要成为专家权威,最后却只能为生存而战了。
200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对刘忠军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过去我只对专业、对科技领域的事感兴趣，接触到社会以后，逐渐体会到单纯搞专业能做出贡献，但这个贡献未见得是最大的。有时你在专业领域费了很多劲，作用远不如用政策和法律来推动,如果这两者结合，作用会更大。
比如3D打印这个事，如果我们只在医院潜心研究，再研究十年八年，还是出不去，但提出意见建议，督促有关部委办理，通过立法把这个科技成果推到社会上，这个贡献比单纯做一件东西两件东西要大得多。”
3D打印带来的巨大变革
让刘忠军魂牵梦萦的事情, 就是这个科技创新项目，一谈起这个话题，他便激情难抑：“这几年,除了本职工作外，我把最主要精力放到3D打印上，它是我们团队的科技创新成果。现在我最着急的是，怎么能把这一成果普及到临床，这需要在政策法规层面上的突破。”
3D打印的理念在十九世纪就已形成,相关技术在二十世纪逐渐变为现实,直到二十一世纪才真正意义上获得应用和推广,其魔力令人瞠目结舌,有人甚至将这一技术称作人类历史上继蒸汽机和电子计算机之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技术除了可以担当起传统减材制造技术难以担当的重要角色,还在改变着航空航天,汽车制造,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的生产面貌。
在整个医学领域里,3D打印在骨科专业范围内的应用较早也被推动得较快,这是由于骨科的专业特点与其技术特点吻合度较高,它可以引导医生用更智慧的手和脑完成更高质量的手术。
2009年,3D打印技术引起刘忠军的关注,他带领团队研究其在骨科的应用,很快便发现了二者的关联性。2010年,一家与他们长期开展临床研究合作的医疗器械公司引进了瑞典专利的钛合金3D打印设备,可以通过对专业医学图像数据处理,打印出与患者解剖结构高度一致的钛合金植入物。之后的三年间,团队进行了十几项脊柱外科的3D打印植入物研究，在羊身上进行动物实验,内植物与相邻骨组织间融合良好。2012年,团队开始获准进行人类临床试验。2013年,北医三院骨科3D打印植入物进入临床观察，参加人体试验者主要是颈椎病患者和髋关节病患者,在植入3D打印出来的骨骼后,效果显著。
刘忠军起身拿来一个颅骨给记者看，在切除一块骨板后,用3D打印出一个完全符合解剖结构的形状,即便边缘不规则,放上去仍然严丝合缝，整体上看，宛如一个精致的艺术品。
“这种材料可以做成带孔的,骨组织最后长到缝隙里，与人体组织长期和平共处，这是传统工业解决不了的问题。”
将3D打印用于骨外科领域,刘忠军团队起步很早，在国际上已处于领先地位。但普及到临床, 目前还在“按兵不动”。这就是为什么刘忠军在人代会上反复提交建议，一再呼吁，要解决科技创新在政策法律方面的瓶颈问题。
他举例说,像“个体化定制”，即根据病人的特殊部位，特殊形状做特别形态的内植物,我们国家没有这方面法规。没有法规,就不能设立审批程序，不经批准怎么敢用到人体上？！
世界第一却落后于他人的遗憾
刘忠军团队自2009年开始探索这一技术在骨科领域的应用,在基础研究方面,临床试验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列。特别是在3D打印脊柱外科领域的应用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
比如, 3D打印人工枢椎，当时中国的新闻联播、美国的CNN等都播报为世界首例。人工椎体到现在在全世界也还没有第二例。
为了避免人家把产品改头换面“巧取豪夺”，刘忠军团队只好先在中国、美国申请专利，但这也只能暂时阻挡一下，像椎间融合器目前已有国家上市了，“再不加紧走程序，制定法规政策,最终还是挡不住的。”
刘忠军不无遗憾地道：“如今,如果笼统地说3D打印中国是第一，人家才不会承认呢，他们会说：只有把它应用到这个领域才是第一，现在我们是第一。”
除了其他先进之处外，3D打印的成本比传统工艺成本还要低一些,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等待呢。
不管怎么说，3D打印再造脊柱中国是世界第一，却在临床普及上落后别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科技创新促进转化亟待一条绿色通道
“我在人代会上重点提的建议，就是给科技创新建立一条快速通道，只要绿色通道一打通，科技创新就会出现新的局面!”
刘忠军说，其实3D打印是一个绝好的契机,以往咱们很多东西模仿国外，因为人家已经发展了好多年，我们才刚刚起步，想快也很难快起来。但这个3D打印，我们和国外同在一个平台上，都是起步阶段。要是我们的步伐快，就能走在前面，就能领先世界。
虽然对刘忠军的建议,相关部门答复的态度非常积极,药监局有关领导还专门到北医三院来作了调研，但目前仍进展缓慢。
按照我国的管理制度，凡用在人体上的东西，都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观察，有详细的管理流程，由有关部门来审批。但刘忠军团队早已领先世界完成了临床观察，结果报告已交付审批，他们的研究文章也在国际期刊上领先发表,然而目前审批还在路上，与此同时的是，在欧洲，比如德国，在美国、韩国等国家有的已经用于临床，某些产品已经上市。
难道这些国家的管理宽松吗？并不是，他们的管理严格但更科学。比如3D打印的材料钛合金，和目前在临床使用传统工艺制造的材料是完全一样的材料。那些国家认为,这是已经用过,医学上成熟安全的材料，只是工艺不同而已，既然是具有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医用金属,又完全符合临床要求，他们便越过“繁文缛节”,很快用于临床,惠及了病患。而我们国家却把它当作一个新材料，从头至尾一步一步地重走程序，就慢得多了。
刘忠军提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他说，这是能不能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和创新大国的关键。科技体制改革必须向纵深推进,一个科学合理,顺畅,富有活力,更有效率的科技创新体制,一定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我们国家已经是第二大经济实体，可真正在科技发展上还非常落后。我想要通过代表履职把它促动一下,推动一下。
目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深改着实应该给庞大缓慢运行的程序瘦身加速,为科技创新扫开一条通衢大道。刘忠军一方面积极呼吁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使中国医生在个性化定制医疗植入物的设计与创新方面得到鼓励和保护,另一方面他提出也应强调相关法规的监管作用,以最大限度地减小个性化定制植入物在实际应用中所面临的医疗风险。
在现实中，最牛的创新技术就是应用到老百姓生活当中的技术,最暖人的创新技术就是能给老百姓解决痛苦的技术,最贴心的创新技术就是老百姓花得少得的多的创新技术。3D打印用于骨科领域无不印证了科技创新这些方面的优越。
令人欣慰的是,就在这篇专访即将完稿时，获悉科技促进法（草案）2月底将上常委会会议修改。期待这部法律完善后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给刘忠军他们的创新团队以鼎力支持。
王晨副委员长直接联系的代表
成为王晨副委员长直接联系的6名代表之一，刘忠军感到很幸运。他说副委员长的秘书给他打过电话，也发过短信。“但我想副委员长这么忙，我一个普通人大代表，除非极特殊情况，我是不会打搅他的。
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列席常委会时，我接到通知,去了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就在附近。那是我第一次见王晨副委员长。”
见面后，刘忠军把3D打印的情况做了汇报。
“王晨副委员长听得很仔细，对这些问题也很有兴趣。后来，他还给我延长了一段时间。我对他说,这个事再不加快的话，机会就要逐渐消失。”
刘忠军给王晨副委员长讲述了几个月前做过的一个特殊病例：一个12岁的小孩，患上了枢椎肿瘤，就是第二节颈椎长出肿瘤。给他的手术是装上用3D打印做的一个人工枢椎，非常成功。
这个病例是全世界第一例,引起的轰动出乎刘忠军他们的预料,1700多家国内媒体，800多家国外媒体做了报道。外国同行一致认同中国医生做的这个手术是领先世界的。
在刘忠军的手机里,现在还留有一条短信，是他在比利时国际组织任职的一个朋友圣诞节发来的，他在遥远的国度看到相关报道，特别发信恭贺朋友手术成功。朋友告诉刘忠军，这台手术在国外被当作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然而在我们国内，这样的手术却反而推不动。刘忠军把自己的苦恼一股脑倒给了副委员长。他急切地向副委员长反映,对于创新性产品,要尽早设立快速审批通道,缩短审批周期,早一点进入市场,就早一点让患者受益。
“王晨副委员长非常平易近人，我说了那么多，他一直在认真倾听,偶尔询问一些情况,向我提了些建议，很有启发。一个普通人大代表的意见能够直接抵达国家领导人那里，这种与代表直接联系的方式太及时了！”
2015年人代会再提科技创新
在去年的人代会上,刘忠军提出的其他两个建议如今办理得怎么样呢？刘忠军说,自体血回输建议已经见到了成效,总体上感觉情况还不错。当初推动慢,是因为收费问题，除了几个一线城市外,全国很多地方都没有把它纳入医保,费用完全要病人自己负担，现在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目前用自体血回输的医院还在增加，这是件大好事。
对于看病难、医疗公平方面的建议，刘忠军说,这得慢慢推进，需要一个过程。最根本的，是病人不愿意到家门口的医院，只想去大医院看病，人为地造成了很多难,但根本原因还在卫生医疗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各个地方的医疗水平参差不齐。国外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大、小医院的水平都均衡，不存在大医院水平高，小医院水平低的问题，医生全部经过基本培训，病人都信得过。我们国家最终解决问题，还是要走到这条路上来，至少按照“十二五规划”采取分级诊疗。
还要培养全科医生——他说,咱们没有这个制度。国外就不存在名牌大学毕业生不去小医院的情况，因为即便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也有不同志向。比如在英国，有的医生的志向是做全科医生，有的志向是做专科医生。所以要转变观念，不是到社区工作的医生就是低层次、低级别，只是不同性质而已。我了解了一下，这也正在稳步推进，只要不是在停滞状态就好。
2015年“两会”刘忠军关注的热点毫无疑问还是科技创新这个领域。
“我希望今年能有变化，解决一些瓶颈问题。通过这一年的思考，我对其中的问题体会更深了一点，我想在有些方面再进一步提一提，促一促。”
“厚德仁术、求是创新”是北医三院骨外科的科训。对于“求是创新，”刘忠军的理解是,创新首先是理论联系实际,不是出个新颖东西,发表几篇论文那么简单,对临床研究而言,解决实际问题是根本,围绕治病有了新的方法,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才叫创新。
他认为，不论是临床技术的改进,还是相关创新性研究,最后的落脚点都是围绕治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创新也是不切实际的。
刘忠军曾发表文章说，我梦想有一天外科医生彻底放下手术刀，不再用这种无奈和有创的方式切除肿瘤。外科手术现在看来虽然有效,但与之相伴的创伤,出血和对病人的精神磨难实在太大了!我想告诫年轻的同行朋友们:不要过多为自己手术技艺或技能的提高而沾沾自喜,应当投入更多精力追求脊柱肿瘤治疗的微创化和无创化，抛弃手术刀或许是外科医生的最高境界。
外科医生如果能够抛弃手术刀治疗，对病人来说也不失为一个美好的梦想、天大的福音。其实，将来要是把这些创新想法变成一个个科技创新项目，通过立法开通绿色通道，将它们快速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成果，那还有什么梦想不能实现呢！
（统战部摘自第三医院官方微博 2015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