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就在我们身边，举个外科医生的例子，手术结束后给病人和家属展示肿瘤大小，是给他们血淋淋的手术标本，还是经过清洗的手术标本，这带给病人的感觉是截然不同。人文不复杂，都是我们力所能及之事，应该给病人带来希望。我有个同学患有乳腺癌，她等待冰冻活检的结果，需要半小时。这个等待的过程对于病人而言，是死亡抑或生存的抉择，也是患者最备受煎熬的时候，这个时候去陪她说几句话，心灵的支持大于任何物质帮助。”4月10日晚，面对北医300名研究生，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顾晋讲了这样一段话。这是由北医研究生院主办“爱·责任·成长”主题教育讲座，在这个讲座上，顾晋的题目是《医者辛路--情商·智商·梦想》。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顾晋用临床上，生活中的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打动了在座的每一个医学生，深入浅出把他对生命尊严、对人文关照的理解传递给青年一代。
顾晋既是一名医生，也是全国人大代表，2012年至今，他还在新成立的北京市医管局挂职副局长，任期一年。作为医生，他从事结直肠癌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医术精湛，是中华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作为人大代表，他积极履行职责，他提出的“荧屏控烟、公共场所控烟”、“推广尊严死”、“保障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关注伤残农民工返乡生存状况”等提案关注弱势、关乎民生，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关注；作为医管局副局长，他从更宏观、更大局的视角关注“医改”、推动公立医院改革。而无论是哪种身份，顾晋待人处事的人文关照精神是最能触动人心的。
家庭的影响
顾晋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父亲是北大医院泌尿外科大夫，母亲是北大医院内分泌科大夫。顾晋从小在医院的家属大院内长大，这个大院位于宣武区的琉璃巷，据说就是北医前身，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的校址所在地。在顾晋的博客“城中故事”中，他回忆了很多在这个大院里快乐的童年时光。
顾晋做医生的初衷，源于父母的影响。他在博客中写到：“爸爸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也是我心中的灯塔。从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引导我培养我对医学的兴趣。”
他清楚地记得，父亲第一次对他严肃地谈起这个职业时说：“医生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治病救人。”这时顾晋还是个小学生。也就是顾晋还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患了肝炎需要每天打针，小小的顾晋对打针很是感兴趣，时常凑在跟前看，父亲就让顾晋试了一把，给他打针。顾晋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正是这些早期的‘临床实践’造就了我得天独厚的职业训练，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父亲经常对顾晋提及的一句话是吴阶平教授常说的“做医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医学没有尽头。”在顾晋初为医生之时，会因为一个“处理得非常得意”的患者而像父亲“显摆”一下，父亲会告诉他：“千万不能因为一点成功而得意。”
2011年，顾晋新当选为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的主任委员，他也记起1996年，父亲当选为泌尿外科分会主任委员时，他曾问父亲：“当了一个学科的主委是不是就到头了？”父亲依然用吴老的话回答，并勉励他：“你只要努力，有一天也可能成为一个学会的主任委员。”
顾晋说，他此生最困难的时期便是父母相继离世的那段日子。
顾晋父亲身患胃癌，手术后不久，母亲又在一次检查中诊断出罹患胰腺癌。顾晋得知这个消息时“脑袋轰的一声”，他赶回家，看到坐在沙发上两鬓斑白的一对老人，感觉“房子都要塌下来了”。他在博客里写到：“对于妈妈来说，刚刚经历了与自己相濡以沫的丈夫罹患肿瘤手术，却得知又一个自己患病的坏消息。但是，我没有看到妈妈流泪。缺切地说，从小到大，我没有看见过妈妈流泪，面对肿瘤妈妈依然坚强！”
从母亲身上，顾晋“学会了坚持，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永不放弃，学会了坦然面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生命尊严的思考
2008年顾晋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13年连任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参政议政，顾晋每年都会进过调研和思考，提交几个议案。
2012年的时候，顾晋曾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议案，建议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在全社会推广“尊严死”，让“生前预嘱”具备法律效力，并已被列为正式议案。在今年的两会上，顾晋关于“推广尊严死”的发言，再次受到媒体关注。
媒体报道中，顾晋的设想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生命末期，要或不要什么医疗照顾，要或不要生命支持系统延缓死亡，要或不要捐赠遗体、器官以救助他人，都可以在“生前预嘱”中做出预先指示。
“通过本人事先签署的生前预嘱，在生命末期按照尽量自然的方式，有尊严地离世，不仅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也能让医务人员和家属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产生心理上的崇高感和强烈的道德伦理要求。”顾晋这样说。
在顾晋的博客中，他也贴出了关于推广”尊严死“的提案。顾晋对于生命尊严的思考时常见诸于他的博文。
作为医生，他见惯了生离死别。作为家属，他也经历了亲人离世。
顾晋的姥姥即将离世时，没有去医院进行最后的抢救，他和母亲陪伴着姥姥，母亲对姥姥最后的安慰是：“妈妈，你放心去吧，我们都会照顾好自己的。”这句话让顾晋非常震惊，他说：“我以为妈妈会说，您坚持一下，病会好的，诸如这样的话。”但他从姥姥的脸上看到了安详慰，姥姥最后平静地离开了。顾晋在博客里写到：“病人需要的是心灵的安慰，不是虚假的鼓励。医学就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死亡。这是回避不了的实际问题。面对病重的病人，即使康复无望，我们至少能多陪陪他们，给他们心灵的慰及，陪着他们一路走好。”
“陪伴”与“安慰”是顾晋反复提及的话语。
顾晋的父亲患了胃癌，生病期间正值北京SARS肆虐，顾晋当时负责医院医疗工作，每日忙得“不可开交”，晚上依然要抽出时间去看望父亲。SARS疫情结束，父亲病情却日益加重。顾晋记得当时问父亲：“您需要什么？”父亲沉思了片刻回答道：“我需要你多陪陪我，其他的都不用了。”顾晋尽可能多得抽出时间陪伴父亲，这时父亲的脸上会“洋溢着幸福和满足”。
顾晋写到：“我是个整天和癌症病人打交道的外科医师，我在反思，除了对癌症病人病情的了解，对他们的心理我们究竟了解多少？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推己及人，顾晋说：“我觉得我们的医生在了解你治疗的病人病情的同时,应该花些时间去了解病人的内心世界。”
对医学人文的理解
在医学教育改革中，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被反复呼吁。
顾晋说，他的第一节人文课，是二十多年前，他作为实习医生第一次走进病房时，和病人的一次直接接触。那是一个肺癌患者，心情沉重，并不打算搭理这个新来的住院医师。为了缓解尴尬，顾晋注意到病房电视里正播放排球比赛，便借这个话题与病人聊起，不想病人一扫脸上阴霾，聊起了她大学的排球生活。时间很快过去，当顾晋被叫离病房时，病人家属追了出来，握紧他的手说：“感谢您大夫，您跟她聊天的这几十分钟，是她半年来最高兴的时候！”
为什么几句与疾病无关的话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顾晋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医学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医学从注重疾病本身的生物医学模式发展到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中心转变的核心是现代医学不仅要关注病人身体里的疾病，更要关注因疾病带给病人的一系列心理问题。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告诉我们的医生们，我们除了高超的技术，过硬的手术技巧，还要有良好的沟通训练。
其实，医学人文不在别处，就在与病人的沟通中。
顾晋倡导不向病人隐瞒病情。他说：“在我的行医经历中,我所看到的大多数中国家庭对癌症的第一反应是隐瞒。因为他们确信，癌症将是对病人最沉重的打击。但是，我接触的大多数病人在治疗过程中都告诉我，他们其实早就从家属反常的表情、过度的关心、表面上过分的轻松中知道自己患的可能是癌症。可见，这种善意的隐瞒是徒劳的。”
如何告诉病人“坏消息”？顾晋认为，受过专业训练的高资医生应该扮演传递坏消息的主要角色。医生和病人家属应该经过充分的沟通，再确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去告诉病人病情。要因人而异、循序渐进、逐渐告知。“如何告诉病人坏消息，在美国这是一堂课程，在中国对医生也应该有这样的培训。”
顾晋强调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真诚而有效的沟通。
在三甲医院，医生门诊量大，一上午看个四五十个病人是常事，也就是说，每个病人的门诊时间也就四五分钟。这么短的时间内，如何做有效沟通？
顾晋总结，换位思考，一是少说医学术语，多说病人能听懂的话。有时候简单画个示意图，或者面对老人时把要点写在纸上会事半功倍；二是把真实的情况按照病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告诉他们，开导鼓励病人。
顾晋在他的博客和微博中经常会记录他的门诊故事。他写到：“其实医生的话可以这样说，‘肿瘤’我们可以说成‘长个东西’，‘转移’说成‘跑到肝上了’，做肛查前语言更重要，您把裤子‘退下来’比简单的‘脱裤子’听上去舒服的多。肿瘤非常晚我常常说‘您的病来的挺凶啊’，要开刀动手术说‘我们把这个东西拿出去’或”我们把这段肠子‘截一段’，病人更容易理解。有时候病人真的很害怕，我们把病情说的通俗一些，他们会更容易理解。”
患者，尤其是癌症患者来就医时往往负面情绪很大，作为医生如何面对这样的患者。顾晋的博客里记录了一次门诊对话。这是一位北京的中年妇女，诊断直肠癌，心情非常不好。顾晋这样劝她：“您是幸运的，刚才一个女孩，十几岁，父母没钱治，而且是晚期。不治就回家了。您呢，虽然得了直肠癌，第一，不是晚期，第二肿瘤位置高不用改道，第三您有医保。”
这个病人听了，果然有些释然，在家人的鼓励下同意开始术前的治疗。
顾晋说：“我们的医生都在治病救人，我们给病人带来了希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病人的感受。其实，我们只是帮助人们解除病痛的忙碌的人，我们也已经使许多病人恢复健康。但是，有时候我们给他们的只能是安慰和祝福。”
要“理解医学的温暖，接受医学的无奈”，顾晋引用特鲁多医生的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北医人》记者 徐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