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医院抗击“非典”一线，活跃着一位被前线勇士称为“保护神”的白衣战士，她就是健康教育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李六亿。自从北大医院成立SARS病房以来，她一直战斗在抗击“非典”的最前线。
这里危险，我先检查防护,你们再进去
最初北大医院接受成立SARS病房(即感染三病房)的任务时，很多防护物资还没有到位，但大批的患者已经转了进来。医生和护士刚要进去检查病人，李六亿发现防护服还没有准备好，就拦住他们，说：“不行，这里危险，我先进去，检查防护情况！”说完，她加了一个一次性口罩和帽子，戴上手套、鞋套，穿了件一次性手术衣就进入了病房。她一间接一间地认真检查，嘱咐每一个病人都戴上口罩，告诉他们不要随便离开房间，大小便的时候都注意些什么。转一圈出来后，她还是有些不放心，嘱咐所有进去的医生护士一定注意防护自己，如何穿、脱手套、鞋套，如何摘和戴帽子、口罩，怎样在没有严格的防护隔离服到位之前使用一次性手术衣进行防护，如何减少交叉感染等等，并且自监督他（她）们穿戴整齐进了病房。
作为全国感染管理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李六亿，早已成为这个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作为中华感染管理学会常务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北京市抗“非典”专家组成员，她对SARS的传染性了解最多，更深知科学防护对于一线战士的重要性。在防护未完全到位，而病人已经进驻时，她更明白医护人员所面临的危险，她置个人安危而不顾，先冲了进去，把能够采取的防护措施提前做好，尽最大努力减少一线战士的感染可能。
最惦念5岁的儿子
从那时起，李六亿就再也没回过家。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5岁的儿子牛牛，幼儿园早就放假了，孩子只能天天呆在家里，她总觉得对不起儿子。牛牛天真可爱的笑脸时常浮现在她的眼前，她有时甚至不敢接他的电话，生怕儿子听到自己的哭声。一次，牛牛在电视里见到了妈妈，兴奋地要和妈妈说话。可电视上的妈妈没有反应，牛牛伤心地说：“妈妈，你为什么不理我！”李六亿说起这事时，眼圈都红了。
李六亿的爱人从来都是大忙人，连周末也常常在外加班。远在老家的妈妈身体不大好，只好派来了表妹的女儿来帮助照看牛牛，解了她的后顾之忧。
李六亿说，我虽然不是医生、护士，不能亲自治疗病人，但疫病当前，我们也必须冲锋在最前线，以保护一线战士们的身体健康，和绝大多数医务人员一样，我们也都做好被感染甚至牺牲的准备，但最让她牵肠挂肚的还是儿子。
我们是讲科学的
被委派到胸科医院后，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那里是病床总数仅次于小汤山的全国最第二大SARS定点医院，收治来自全市各医院转来的500多位患者。在北京市卫生局的亲自领导下，成立了胸科医院隔离防护专家组，李六亿任专家组组长，负责管理由多家医院共同管理的胸科医院内的隔离防护措施。
首先是要摸清情况。为此，她不顾危险走遍了所有的病房，随时解决隔离防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防护不合理之处提出严重警告和具体改正措施。
她发现，每家医院的防护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有些医院的医护人员为保护自己而不惜多穿到5－6层隔离服，这样反而放松了警惕而容易被感染；同时天气逐渐转热，容易出现虚脱甚至中暑；而有些医院的防护措施又远远不到位。再比如穿隔离服的流程，先穿哪件、再穿哪件，都是很有讲究的，穿得不对很容易被感染。
为此，她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制定了防护流程，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去讲，有时一天就要讲3－4次，这些天嗓子总是沙哑的。很多医院热情地请她去讲课，但她又实在抽不出时间；令她感动的是，在北医校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她讲解的录像已经刻制出光盘，大家可以从光盘上直接学习自我防护的正规操作。
有一次，一直忙到大半夜、刚刚睡下的她被电话叫醒，让她火速赶往某病区。原来是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人员不遵守病区防护操作流程，把清洁区都污染了，还为此跟医务人员吵了起来。李六亿赶到后，严厉批评了他们，指出不按照操作流程进行防护就是犯罪，会造成大批医护人员倒下。
一个流调人员还在嚷嚷，“我们是中央派来的，我们懂得如何防护！”
李六亿急了，“中央派来的怎么了，我们是讲科学的，在这儿就得听我的！”
此时，十几年来从没因工作问题掉眼泪的李六亿大哭了一场。随后，她又和医护人员一起对被污染的清洁区和半清洁区进行了严格消毒。
由于她的严格把关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两周多来战斗在胸科医院抗“非典”一线的北大医院医护人员还没有一位出现感染。
她一再强调，“我们是讲科学的，任何不慎都可能使大批医护人员倒下，付出血的代价！我一直觉得自己难以承受肩头之重。”
自从冲上前线以来，李六亿再也没有睡上一个整觉。她说，看来我可能几个月都回不了家了，现在最大的心愿是美美地睡上一大觉！
珍贵的防范意识
在他们用生命拉起的安全屏障之下，春光依旧抚摸着北京的每一个角落。
2003年4月3日，北大医院发现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人。当时北京的医生对于这种肆虐广东并初露狰狞的烈性传染病，已经警觉。按照《传染病法》的规定，传染病当由所在地的专业权威机构做出“判决”。
当时，医院拿到的“权威”报告是否定的结论。也因此，病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取消隔离、消毒、转院等全套措施。
但是，这里毕竟是北大医院，是有着88年历史、中国最著名的北京大学临床医院。行内人很清楚，因为“近水楼台”，医院年年吃“头茬韭菜”。日积月累，这里有着非常雄厚的人才储备和技术积淀。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第十七届北京市“五四奖章”获得者)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尤其在疾病的恶性流行期。当然，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先隔离，后诊断。非此，又怎能切断传染源？
医院还是对病人采取了隔离措施，你不隔离，我自行隔离。3天后，病人症状凸显。“权威”机构只得回过头来把结论推翻。有些玩笑是开得起的，但是在“SARS”面前，那将是成片的大活人束手就擒。直到今天，院长章友康想到此还心生恐惧：如果当时稍有大意，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有的医院”真的很惨烈。就因为一例“病毒王”，致使扩散的速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挨着他的人依次倒下。而其中伤及最严重的是医护人员。一场战争还没有打响，一个重型装备师却先失去了作战能力。
其实，还在羊年闹花灯的时候，北大医院这所学风朴实的医院，就已经开始“SARS”战前总动员。有关培训一天4拨。300人的课堂，拨拨座无虚席。他们的口号：“SARS面前人人平等”。这在日后应对抢救的时候，被证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包括医院的行政，后勤，保安，护工，无一例外都在培训之内。
在我国，传染病的防治概念，不要说老百姓，就是一些专业人员也已淡漠。那些尘封了几十年的疾病在人们的意识里，似乎已荡然无存。自从中国宣布基本消灭麻疹、伤寒、脊髓灰质炎等传染性疾病之后，北京市综合医院几乎都已关闭了传染病科。全市仅有的两所传染病专科医院，也都没有相应的防治呼吸道传染病的必备条件和设施。
这是“SARS”最可恨的一点——它抓住了我们最薄弱的环节
于是，当病魔向我们突然袭来的时候，我们窘迫，慌乱，措手不及。但是，从良心上讲，它给了北京人相应的准备期。如果在广东流行的时候，我们的某些管理部门，能够有更强的责任感和更敏锐的目光，或许可以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事后很多专家都看到这一点——对于突发疫情的暴发流行，我们缺乏快速反应的机制和条件。而北大医院是北京惟一保留了传染科的综合医院。特别是在会战疫情的非常时期，他们“哗”地甩出“三驾马车”。这样的装备，这样的实力让人觉得，难道这帮人早已料定会有“SARS”入侵。
从容得多。差距从根本上拉开。除了前面说到的“传染科”，医院另外的两支队伍是“感染管理科”和“呼吸科”。这“三驾马车”，从“防”到“治”，即从切断传染途径——降低感染率；到治疗效果——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应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养兵千日，即在用兵一时
用知识筑起防护的长城（医护人员感染率2.2%）感染管理科是北大医院的强项。在和平时期，在以抢占尖端的科技为荣的竞争时代，这所医院始终没有对基础管理稍稍放松。“感染”是自打有医院以来最古老的话题，但是感染管理又是医院永恒的主题。它是体现一个医院实施医疗服务的内在真功。
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李六亿，1995年引进的人才。这是一位非常可爱且年轻的女学者。从4月10日，医院抢建临时“SARS”病房开始，她就再没有回过家。有时爱人抓着电话筒不放，“不能见面，还不能让我多听听你的声音么？”没有办法，现在她的每一分钟不属于自己。她的吐字，从嗓子里出来，带着劳损而撕裂的血丝，可以让每一个听话的人心里战栗。
你能看得出来么，这么一位儒雅女子，在这场与“非典”的战役中，竟是先头部队的总指挥。隔离——第一道最要命的防线是由她这样的专家拉出来的。真的，她就像临战的将军，一时间院内大牌的教授、专家都望着她，“六亿，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3天时间，她参与完成了医院的“SARS”病房临时改造任务。之后，她又冲到北京市胸科医院，担负起第二轮的改建工程。之后，中日友好医院在胸科开设的SARS病房的改建工地，依然有她的身影。北京人应该庆幸，在一个由多家医院联合作战的大场面，这位感染学专家有机会从一家医院走出来，推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她的种种设计方案和防护理念很快被大家认可。此前，各路有各路的高招，有些医院防护服可以套到五层六层之多。赶上高温天气，一天热晕过去的医护人员就有好几名。
“三层防护服是有道理的”，李六亿这样解释，它是与三个不同的空间流程相配套：贴身服对应清洁区；防水服对应半清洁区；隔离服对应污染区。多一层则“赘”，少一层则“险”。号称“多国部队”的胸科医院其他几家，觉得此说精当而有理，于是纷纷效仿。
李六亿的“三层防护服”还真的遭到过冲撞。一天半夜3点多，来了一路人马。同样是为了“SARS”，急需接触北大医院的病人。病区值班员与来人发生争执。一则，病人都在休息；二则一哄而上30多个，容易交叉感染。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防护措施不符合医院相关规定。来人流露出对“三层防护服”的蔑视。他们宣称，我们从来是“一层衣服”走遍各个医院病区，畅通无阻，“就数你们这儿事多”。双方僵持了一个多小时。
李六亿被惊醒。她明白这些人需要培训一下。她不急不慢地说，可以，我让你们进去。但是，需要提醒一句，到时候你们打算从哪儿出来？如果从医护人员通道出来，对不起，按我们的规定，进入半清洁区，要脱一层；进入清洁区，又要脱一层。真的，李六亿心里暗笑，这些人只穿了一层衣服，他们怎么脱？没得脱呀。来人细细琢磨了一下，自行告退。
除此而外，在安装排风扇的位置上，她也有特别创意——把排风扇安在房间的下部。理由是起尘的层面要放得比较低，这样有助于呼吸层空气质量。同时，她别出心裁，将低臭氧紫外线灯，调个个儿，反向安装。这算得上是急中生智。打破常规的做法，扩大了消毒灯的有效使用价值，因为是反着装，即使人在，也照样可以照射。空气消毒便可以不间断地持续。
她设立的监督员制度，也备受推崇。监督员会提醒医护人员，在哪个区，该怎么做；死亡病人该怎么处理；被**怎么应对……如此可以避免因为防护程序繁杂，而乱了规程。对于一线人员大大增加了安全感。
据说，因为是情急之中，又盛情难却，这些日子李六亿马不停蹄。她从这家医院到那家医院；从改建工地到中央电视台，指导、讲学、办班。当然也因此，她被“多国部队”推选为北京胸科医院的感染管理专家组组长。
医院参战“非典”的一线工作人员771名，感染人数24名。其中7名是无关感染。按17名计算，医院感染率仅为2.2%。而这17名中有15名是在极特殊的无隔离条件下感染的，因此真正的病房感染人数只有2名。从互联网提供的资料显示，“非典”初期，某地区医护人员感染率高达33%；就是在后期加强防护之后，医护人员感染率仍在24%。
李六亿是中华医学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她参与过国家医院感染管理的标准制定工作，并亲手起草过一系列规章、条例。美国1996年修订的“标准预防”法案，其翻译及引进工作也是由她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