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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纪事

发布日期: 2003-05-15

一．忙碌的医疗队驻地

　　4月30日下午4点30分，为拍摄医疗队的活动，我随电教中心主任陈鹏，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非典防治医疗队驻地---稻香湖培训中心，这里驻扎了200多名医疗队员及后勤人员，距离工作地点---北京市胸科医院10里左右。

　　院子里，几个没有当班的队员们在散步，有人在楼前打羽毛球。他们都穿着上白下黑的队服，看上去精神还很饱满，但多少都带点倦容。内科的李建平跑着从楼门口经过，他从美国回来后，一报到就直接参加了医疗队，是医疗队的临时党支部书记。聂立功、贾均、秦勇、杨莉、陈明、董欣红、郭小明，从第一眼看到的这几个人，就知道医院确实投入了精干力量。这里的队员们每天4班倒（6小时一班），每班医护人员约50人。

　　北大医院的院长、书记们和人事处长马兰彦、后勤处长、驻地领导刚巡查完胸科医院又分配给北大一院医疗队的非典病房，回到驻地开会。北大医院投入非典一线的总人数将近800人，医院内和这里已经收治了200多名病人。这次，医院马上还要再派第三批医疗队来，但又没条件和现在的队员住在一起，再支一个摊子，医疗问题、人员配备、消毒防护和监督、后勤支持、与其他单位和部门的协作、加上医院还得大把大把地花钱，一大堆的问题都得筹划，每个人的脸色都不轻松。

　　医疗队“队员之家”里，金克荣（院长助理）、杨斌（党办副主任）、梁以平（后勤处）、聂红平正在忙碌。聂红平是眼科副主任，参加过多次医疗队，这次又主动带领本科的医护人员来一线工作，今天晚上还要上夜班。他们几个人正因缺18个消毒监督员、卫生员收拾新病房而犯愁。上一次要人是周日，是丁洁副院长在2个小时内紧急抽调了8名实验员（研究生），送到胸科医院的。市卫生局刚来电话，要求马上开新的病房，但现在都16点40分了，明天又是五一，很多临时工和合同工都走了，一下子到哪找这么多人。金克荣把电话打到后勤处丁处长、刘世刚那里，对方说：“明天上午7点，由本院工作人员组成的18名卫生员队伍准时到位。”

　　晚饭后，院领导又到办公室接着开会。楼外的小湖边，坐着李建平等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一班人，他们在商量五一活动的最后细节。医疗队有9位队员是五月八日前要过生日，他们计划在五一劳动节搞一个集体生日会。

　　电教中心的主任陈鹏正在到处找人，了解明天医护人员的班次，设计拍摄内容。陈鹏已经四进非典病房拍摄了，早就被大家封为咱们的 “战地记者”，被院领导乐滋滋地称为“名记”。这次拍摄是准备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一个反映五一节医疗队员工作和生活的节目，也为自己制作一个短片准备素材。

　　晚上9点，才看到刚下班吃完盒饭的医疗队首席专家、传染科副主任徐小元，端着空饭盒靠在大厅沙发上养神。张庆林、金克荣等住地负责人刚送走其他院领导，走过来和徐小元商量事。

　　大厅的另一角，呼吸内科的聂立功、阙呈立、陈明、董欣红等在用一台呼吸治疗仪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讨论治疗中出现的呼吸管理、激素应用等一些新问题。墙上的挂钟指向10点15分时，徐小元也加入进来。

　　另一边的张庆林副院长在给一群小队员讲笑话，大家不时发出阵阵笑声，似乎忘了一天的劳累。大家走后，张庆林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抽烟，聂立功也凑过来，张庆林对我和聂立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咱们院领导看这些小大夫、护士都像自己的孩子，心疼、担心呀。他们就像战士提着脑袋在冲锋陷阵。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尽量好的工作条件、尽量好的生活条件、尽量好的心情。难哪！”

　　晚上10点30分，我拎着相机路过医疗队办公室，张庆林、杨斌、李建平等在屋里又在商量什么，队员之家里值班人员在往手推车上搬箱子。

　　回到屋里，陈鹏又给电视记者通电话，讨论拍摄五一节医疗队工作的细节，香港凤凰卫视的人也来电话，联系合作制作节目。晚上11点，北京大学副校长、医学部副书记吕兆丰、北大一院党委副书记廖秦平打来电话，了解陈鹏的拍摄计划，提出意见，并叮嘱一定要注意防护。窗外的稻香湖早已蛙声四起，陈鹏还在摆弄他的两个摄像机，我直到早晨1点多也没睡着，索性下楼走走。楼门口，班车司机师傅把车发动起来，三三两两的大夜班医护人员走出楼来，上了班车，又一个五一节来临了。

二．非常的五一节特殊的生日会

　　我们这次拍摄计划以一位医生（徐小元）和过生日的护士张溦在五一节这天的活动为线索，来反映医疗队五一节的生活，同时也为今后制作节目积累更多的素材。

　　五月一日早晨7点15分，摄像机里稻香湖晨雾还没有散。我们从医疗队出发时开始了拍摄。医生的班车上，首席医疗专家徐小元倚着车门，借着路上的时间，讲了昨天的总体情况和医疗问题。大夫们讨论了遇到的问题和注意事项，并约定晚上9～10点由呼吸内科聂立功副教授等在大厅继续进行呼吸治疗培训。原来，每天班车上的这点时间，已经成为医疗队大夫们的早间例会。

　　北大医院的非典病房占了北京市胸科医院的一栋二层楼，分为5、6二个病区。进入病房前，每个人必须按照规定逐步穿三层防护服，过三道门。等穿上被大家称为“猴服”的第二层联体防护服时，所有的人就已经只露一双眼了。聂红平提前换衣服从病房出来，帮助今天第一次进病房的她的一个研究生穿防护服。我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整个穿防护服的过程大约需要20～30分钟。

　　一楼的护士站里，医疗队总护士长柴洁在带着5区的护士们交班，通报病人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下夜班和接班的护士分站两边，每个人的隔离衣上帖着写有自己名字的不干胶纸。交完班后，大家鼓掌向当天过生日的张溦祝贺，然后就开始巡视病房了。

　　病房的走廊里散发着过氧乙酸的刺鼻味道，转弯处紫外线灯照着，认不出面目的医护人员在忙碌着。外界猜想非常恐怖的普通非典病房都是2人间或1人间，每间病房有洗手间、电视，房间的窗户直接冲外开着，里边住着病情稳定的非典病人。令外界想像不到的是，非典病人精神状态都很好，他们也不像医护人员那样还需要严格防护，穿着单衣服，带着单层口罩，每个人都可通过手机和外界联系，床头柜里还堆着家人送来的保健品。

　　护士们巡视完全部病人后，就分散忙开了：扫床、换液、抄医嘱、配液、扎静脉····

　　大夫们也在分成小组查房。我们跟上徐小元带着的5区一组查房大夫拍摄。他们一个一个病人地查房，认真地检查病情、商量治疗方案，还耐心地解释病人提出的问题。看得出来，病人们对医护人员的工作和治疗效果非常满意，对恢复健康的信心也很足，一位病人还主动走到镜头前，冲我们的摄像机伸出大拇指，滔滔不绝地夸奖医护人员。

　　这里的工作条件确实很差，医护人员也都很辛苦。三层厚厚的口罩让人感到憋闷，好像胸前压了一块石头；紧扣着的防护眼罩因出汗和呼吸的雾气限制了视力，护士们必须把脸凑到跟前才能准确地对医嘱和输液；戴着三层手套使护士们扎静脉很不方便，只能凭感觉和经验。由于长时间过氧乙酸的刺激和紫外灯的照射，刚来的医护人员都有脸上脱皮、眼睛红肿、流眼泪的现象。由于一进一出非典病房需要40～60分钟，所以医生和护士都尽量避免在上班是去卫生间，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上班前的几个小时就停止喝水，一些女同志在不方面的日子里只能用尿不湿。

　　平静的病房里偶尔也有令人惊心动魄的时候。有个小姑娘患病后因精神压力过大而出现精神症状，她突然冲到一个护士的面前，伸手要去扯她的口罩和隔离衣，幸亏我们的护士躲得快，否则后果不难设想。

　　病人里有不少医护人员，病情轻重不一，但精神状态都很好。在抢救病人时被传染，病情一度很重刚刚转平稳的急诊室护士长孙健，对我们说：“终于活过来了。”我问这些特殊的病人是否后悔上非典一线工作，他们都说“NO”。原来在北大医院急诊室工作、后来又去发烧门诊并感染了非典的王家宇表示，恢复后还要回非典一线工作。相比而言，这些特殊的病人更体谅医护人员在病房工作的危险处境和辛劳。他们尽量和医护人员保持一定的距离，护士扎点滴时就把头扭开不说话。有人还开玩笑地说，我们已经得了非典我们不怕了，你们要是都得了非典谁来干活？

　　我们又上了二楼的6区，这里除了住着病情稳定的普通病人外，还有一个呼吸监护室，住着6位重病人。我们进来时监护室里正在忙碌：放射科小孟刚给病人照完床旁X线片，呼吸内科副教授聂立功正在指导护士给一名血氧分压较低的中年病人进行呼吸治疗，另一位护士在扎静脉，一位三天前入院的老人让护士马上给接大便，靠门住着的一位病人示意让护士过去有事，一时把四个护士忙得团团转。呼吸监护室是工作最重的地方，时刻不能离开；监护室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些病人开始觉得无创伤呼吸治疗憋闷不舒服，就不配合，会突然脱掉吸氧面罩，把呼出的气体直接喷到弯腰帮他的医生或护士脸上。如果一个病人进行了气管切开，几乎肯定会有6～10位医护人员倒下。

　　今天值班的护士张溦（泌尿外科护士）和消毒监督员左越焕（神经内科实验室技师）都是五月一日的生日，大家要提前给她们换班，她们谢绝了。尽管护士人手较少，柴洁总护士长还是安排人中午替张溦值一会班，让张溦去参加生日会。陈鹏扛着摄像机一直在录，我除了问话访问外，还尽可能地多拍照片。到10点30时，陈鹏的脖子已经出汗湿透了。病房里一个扫垃圾的卫生员注意到，提醒他需要出去换衣服。原来，这里的卫生员都是主动请战而来的北大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们承担了病房里所有的卫生工作。因为换一次防护服时间太长，陈鹏赶紧又抓拍了一些镜头，才跟着张溦出去。

　　在去生日会的路上，我们一边和张溦聊天一边继续拍摄。今天是张溦23岁生日，她和其他队员一样，都是主动请战要求来的。张溦说开始她把要来非典病房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听了没说话，只是流泪。第二天，妈妈悄悄地把行李给她准备好了。在积水潭医院非典前线做后勤工作的爸爸也专门回来看她，但只是拐弯抹角地说了点别的事，谁都没有敢说可能遇到的危险。事实上，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很多母亲知道儿女报名参加了医疗队的消息，都只是默默地流泪。在非常的境况下，白衣战士的亲人表现得异常地坚强，坚强地流着泪送亲人踏上险程。“前线战士”的同事们在送自己的伙伴奔赴“前线”时，心情也同样地沉重，张溦的护士长所说的一段话表达了大家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是无比沉重的，我希望每次要去前线的人是我，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世上没有哪个母亲会如此的坚强……”

　　生日会是设在驻地餐厅，用午饭前的短暂时间召开的，热烈而隆重。北京大学副校长吕兆丰，北大医院党委正、副书记蒋学祥和廖秦平，副院长张庆林、郭晓惠、丁洁，院长助理金克荣，党办和院办主任孙杨、护理部主任王群、工会主席赵国粹等有关领导都前来祝贺。除左越焕值班外，到会的8位大小寿星坐在一起，领导们为她们戴上花环、送上鲜花。蒋学祥书记和吕兆丰副校长先后代表北大医院、北京大学的领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和鼓励前线的医护人员。吕兆丰在讲话前，还即兴走到寿星们的桌前，向她们鞠躬致敬，转达教育部长、北京大学、北大医学部领导和同志们的祝贺。张溦的父母也打来电话，向张溦祝贺生日，并向医疗队员表达了问候。

　　亲情与鼓励，对战斗在艰苦、危险和封闭的一线队员们来说真是太需要了。大厅里静静的，眼泪在每一个人眼里打转。廖秦平、丁洁、赵国粹等久经历练的老同志都直掉眼泪，李俊梅和几个年青的护士忍不住跑出去擦泪，回来后依然泪眼涟涟。正像吕兆丰副校长所讲的，这场灾难让每个人变得出奇地坚强，让在家不会洗碗的孩子变成了非典战场上的无畏战士。同时，这场灾难也让每个人变得脆弱，大家常常为自己身边的小事而感动和流泪。北大医院党委蒋学祥书记在自己讲完话后，抑制不住激动，还三次跑到台上，抢过话筒讲话，会场的气氛被一点一点地推向高潮。八位寿星们更是激动得泪流满面，这样的生日会是她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是刻骨铭心永远无法忘怀的。在队员们“祝你平安”的歌声中，寿星们切开大大的生日蛋糕，送给大家分享。

　　张溦吃了一口蛋糕，又回病房工作了。我们也跟着她回来，穿上防护服，继续拍摄。病房里的护士们在作交班前的准备，量体温、划表、核对输液等等。陈鹏的隔离衣不到2个小时又湿透了。进入五月，中午和下午在病房穿着防护服已经开始明显地热了。除了非典的高度传染性，炎热的天气可能就要成为医护人员的大敌。

三．危难关头，方显英雄本色

　　当时，由于比较复杂的原因，非典的迅速发展使首都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以至引起大众的恐慌。由于最先接诊和治疗非典的医护人员成片地倒下，面对这个闻所未闻的 “瘟疫”，很多医护人员当时确实有点不知所措。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站到了第一线，打响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首都保卫战”。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实践着救死扶伤的誓言；他们用行动谱写了一曲曲新时代的英雄组歌。这些英雄，都是普普通通的医务工作者，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但他们的行动，让任何奢华的词汇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让任何赞歌显得曲拙气短。

　　北大医院非典防治医疗队的总护士长柴洁，是这些英雄中的一位杰出代表。柴洁是北大医院传染科、神经内外科和门诊的总护士长，中共党员和九三学社社员。4月3日，传染科收治了第一批确诊的非典病人和疑似病人。当时，第一次面对这个病原体尚不明确、没有特效治疗手段、而传染性又极强的病魔，很多医护人员确实没有经验，而且工作中也缺乏很好的防护。为了稳定军心、摸索工作经验，身为总护士长的柴洁第一个站出来，改变了当天的值班顺序，挡住其它同事，说“第一个夜班谁也别争，我来值”。换到今天说这句话，在医护人员中已经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他几个护士长、党员也马上挺身而出，争着值班，护士们也一个一个勇敢地站出来，前两个星期的班就这样立刻排出来了。柴护士长在值班中，尽心尽力，与大夫密切配合，迅速地对病人进行了及时的治疗。下夜班后，柴护士长没有回家，又投入其他工作。在柴洁和其他护士长们的带领下，非典护理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为了收治更多的病人，北大医院在三天时间内把已经断水断电的老外科病房紧急改建成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感染科三病房。由于非典是一个新的疾病，各种工作程序和制度也在不停地摸索和完善，病房隔离和工作条件不太好，而新病人却不断地收进来，老病人又暂时转不出去，柴洁就自然更加忙碌。柴洁一直患有高血压和气管炎，身穿三层防护衣又闷又热，上班为避免上厕所又得尽量少喝水，一次她竟眼冒金花晕倒在“感三”病房。大家赶紧扶起她，她短暂地歇了一口气，身影又出现在忙碌的病房里。

　　其后, 北大医院派出第二批医护人员在北京胸科医院建立了80张床的非典病房，柴洁主动要求转战来到胸科医院的非典病房，成为非典防治医疗队的总护士长。这里有100多名护士，柴洁承担了繁重和艰苦的工作，事事都要操心。除科学合理地安排工作、及时掌握并疏通护士的思想工作，她还主动到一线领班工作。在一位患非典的大学生因出现精神症状而需要转院时，柴洁和其他护士长们还专门为她洗澡，把她干干净净地送走。正是柴洁带领驻地的护士长们的模范行动，稳定和带动了护士们，护士们说：“有这样的护士长作典范，我们决不落后。”

　　柴洁获得“首都劳动奖章”后，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北京大学韩启德副校长还写来亲笔签名的贺信，医院领导和同志们都对她表示了热情的祝贺。柴洁把荣誉看成是人民对所有白衣战士、对北京大学和北大医院全体人员的工作的认可和荣誉。在第一批医疗队员即将轮换的时候，她又带头签名，要求留在一线继续工作。

　　5月12日，我们迎来了又一个国际护士节，没有往日的莺歌燕舞、没有往日的宴会假日。我们的护士们，用鲜花送走了第一批痊愈出院的病人。我们深深感激这些在非典战役中，默默奉献的护士们，她们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人，但她们是付出最多、工作最艰苦、处境最危险的人。在这个群体中，有很多人都像柴洁、王群、李朝晖一样，把孩子托付给父母、亲属，或顾不上照顾病中的父母，匆匆走上了战场；有很多夫妻都像杨斌、王海英夫妇一样双双奋战在非典战场，还有一老一少并肩作战的刘永杰、刘平父女。在面临在岗的战士轮换的关头，但她们却坚持要求“我有经验，让我留下来吧”，即使暂时轮换下来，也准备再踏征程。

　　非典的险风恶浪，考验并成就着一大批年青的英雄。呼吸内科主任王广发、感染科副主任徐小元二位大夫，被医院任命为非典诊断和治疗的首席专家，二人立即将孩子送走，勇赴战场，全身心擎起抗击非典的大旗。为了工作，他们不分昼夜假日，为了病人，他们不分院内院外。负责呼吸监护室的聂立功副教授、先去支援佑安医院后又回胸科医院的呼吸内科副主任阙呈立，任劳任怨。大量的其他科室的医生，认真学习、一个个迅速成为干一行精一行的非典治疗行家。他们的辛勤工作，为北大医院非典病人死亡率低、治愈率高立下了汗马功劳。感染管理科的李六亿主任成了医护人员的“保护神”，针对非典疫情，她在医院领导的强力支持下，早早就为医护人员制定了严格的隔离防护措施，一些人开始开始并不理解，但医护人员很低的感染率证明了一切。这些挺身而出的英雄，靠勇敢、靠科学知识，逐渐地遏制了不可一世的非典顽凶。

四．都有一颗平常的心

　　面对肆虐的非典，面对医院领导的动员和召唤，区区2000余人的北大医院就收到1800余份请战书。从关键部门的领导到普普通通的“小兵”、从声名显赫的教授到还没毕业的研究生，人人争上前线的场面让院领导们一次次地感动。皮肤科著名朱学骏教授、李若瑜主任，在请战书写着：“我们时刻准备着”；小儿外科李龙、贾钧写着：“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白发苍苍的退休教授也挺身而出，要求重披战袍再出征。没有人畏缩、没有人逃避，这些茫茫人海中的凡人说，这是我们的天职。

　　从临时非典病房，到成立感染科三病房和发烧门诊，再到胸科医院非典病房，医务人员们招之即来、战之能胜。在这些“非常地带”，冲锋在前的不但有呼吸内科、传染科的专业人员，更多的是不相干的兄弟科室（外科、妇产科、眼科等等）的骨干。妇产科、外科的骨干，成了非典病魔的克星；手术台上水银灯下的“巧姐”，练成了病房护理的精兵。所有的人都认真学习、任劳任怨，一个个迅速成为干一行精一行的非典治疗和护理行家。没有人有意见，这些茫茫人海中的凡人说，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在非典病房前线，一大批临床科室的主任教授们，如眼科的聂红平、耳鼻喉科的秦勇、小儿外科的贾钧，勇敢地冲上来。这些平时在各自科室数一数二的高年资医师，甘心情愿地在这危险之地承担起住院医师、主治医师的活儿和年轻大夫一起值班、熬夜，没有一声的抱怨。他们工作还都非常积极主动、敬业负责。没有人挑三拣四，这些茫茫人海中的凡人说，这是我们的职责。

　　在非典病房，因工作而感染的医护人员，也没有人后悔和抱怨，相反他们积极配合治疗，并想方设法调整其他病友的心理和情绪。急诊室护士长孙健在病床上得知自己被批准加入不懈追求的中国共产党时，激动不已，恨不得能马上赶回急诊室开展工作。我问躺在病床上的小大夫王家宇 “病好后再派你去非典一线去不去”，小姑娘坦然地答到：“去呀，总还会有人倒下。”没有后悔，没有埋怨，这些茫茫人海中的凡人说，这是她们的职责。

　　突如其来的非典，让一贯默默无闻的医护人员陡然间成了声名显赫的英雄，这多少让医护人员有点意外。他们的反应也很平常：“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干的呀。” 实际上，在日常的工作中，无论节假日、不管黑夜白天，医护人员从来都像战士，招之即来。在晚上或节假日，碰到危重、困难的病例，医院常常会随时召集一个科室从主治医师到教授的好几层大夫，也可以召集好几个相关科室的头头脑脑来会诊。这种情况很常见，没有什么额外的报酬，远路的人也不报销路费，但谁也没有怨言。面对非典，为了首都人民的健康，这些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一如既往，挺身而出。对大多数医护人员来说，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这是“家常便饭”。我在和一个朋友打电话聊天时被问住了，他问“听说开120救护车的司机每月挣多少多少钱，你们的队员挣多少钱？” 我对着话筒沉默半天。我确实不知道开120救护车的司机每月挣多少钱，我确实不知道医疗队员挣多少钱，我也不知道自愿来病房当清洁工的科研技术员挣多少钱。我们医院开了二次紧急动员会，我都参加了，但领导从来没提过给多少钱，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放下电话，我问了当天晚上碰到的十几个队员，应该发给他们多少钱？大家都呆呆地看我，原来谁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一位队员反问：“我要是雇佣兵的话，你说给多少钱我能来冒这种险？” 还有一些人，像常来驻地的院长书记们；像分管北大一院、代表学校领导多次来到队员中间、前天还拉着病愈刚出病房的自己的学生慰问合影的副校长吕兆丰；像现在已经十二次进入非典病房录像和拍X光资料片的电教中心主任陈鹏，他们出入危险地带连隔离的机会都没有；还有像在后方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全力筹划支持一线的所有人员，他们谁也没想过该挣多少钱。这些平平常常的人，把保卫人民的利益和生命当成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在遏制非典初见端倪的时候，在“首都保卫战”战局出现有利的转折的时候，在大众开始逐渐摆脱恐慌重新享受生活的时候，这些平平凡凡的医务人员、这些经历着生死考验的战士，心情更加平静和坦然。在闲暇时间里，他们谈论最多的是这次非典袭击所带来的启示，是各自专业发展的计划等专业问题，还有渴望能抱抱孩子、看看老人、给家人做顿可口饭菜、和朋友聚会聊天这些凡人小事。没有人沾沾自喜、更没有人居功自傲，他们都是平常人，都有一颗平常的心。

（北大一院外科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委员王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