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民盟北医大基层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教授
王耐勤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全国人民都以各种形式回顾这个值得纪念和反思的日子。回忆过去、综观现在、展望未来,如何处理和改善好中日关系仍是当前两国政府和人民的重要任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处理好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
发生在60年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虽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对于曾生活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老一辈中国人,对当时的苦难遭遇和屈辱岁月仍记忆犹新。我的童年就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北京(北平)度过的,时至今日,在我的脑海中仍保留着许多旧时的记忆。走在北京的街头,经常会看到装满日本侵略军的车队呼啸而过,日本宪兵队荷枪实弹在马路上巡逻,作为日军进攻和占领标志的广告画--“仁丹”贴满街头。我所在读书的小学也饱受奴化教育,如:学校中派有日本校监,这位留着日本小胡子的“家伙”每日早、晚都出现在校门口观察中国师生的动向。小学三年级即开始学习日语,学习编有所谓“大东亚共存共荣”反动宣传的“修身课”,音乐课要唱内容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歌曲。老百姓的生活更是惨不忍睹,北京城内数以万计的劳动人民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或充当“炮灰”,市民配给的面粉是被称为“混合面”的粮食,入口难以下咽,入夜有“灯火管制”,到处一片漆黑,老百姓哪敢出行。在敌人统治下的这些点滴掠影,已经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难忘的烙印,至今难忘。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回顾一下历史是必要的。日本是我国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两国间存在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早在中国的盛唐时期,日本就派使臣来中国进行密切的文化交流。例如,据史料记载,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的250多年间,日本就曾先后派出遣唐使14次,每次都在百人以上,并派有留学生进入皇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深造,唐朝也有许多学者去日本取经访问。公元753年,唐朝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来到当时日本的京都奈良,建立唐招提寺,借此把中国的佛学、医学、刺绣、绘画、书帖等带到日本。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叶。
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朝政腐败,闭关自守,使其各方面均落后于经过“明治维新”改革后逐渐强大的日本,随着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不断壮大,向外扩张的野心膨胀,首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地大物博”而国力虚弱的中国。遂于1898年7月爆发了中日甲午海战,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清政府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仅为日本付出巨额赔款,并把宝岛台湾割让给日本。1931年日本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又于1937年7月以北京的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线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促进了国共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在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中国党和政府的历代领导人一直以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一贯认为,中、日两国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两国的团结、友好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1972年中国和日本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密切了友好未来,中、日两国间已成为重要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但是,使人们遗憾的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有所抬头,在某些右派势力的纵容下,日本领导人不顾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一致反对,多次参拜供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不能正确认识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的苦难;日本的某些学者和政要还把歪曲、美化侵略战争史的资料写入历史教科书,否定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的判决;少数反华分子几次妄图侵占我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并把我国的领土台湾划入美、日安全条约所包含的势力范围。凡此种种动向,都不利于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所期盼的长期和平、友好的愿望。作为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苦难的老人来说,这是不愿看到的,为此深感忧虑和不安。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摘录和学习邓小平同志1987年的一段谈话,是对60年来中、日关系精辟的概括:“发展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就中国人民的心情来说,是希望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日本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也是愿意中日友好的。如果说中日关系有点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是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受害的不仅是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应该说。这个口号三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更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是中日双方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