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廖承志的一段交往
在廖承志同志百年华诞之际，重读这封信，对廖公倍加崇敬，更感其一身正气永存人间。
1980年1月，原北京医学院（后设为北京医科大学，现名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为庆祝汉斯·米勒副院长（1913-1994)来华工作40周年的准备工作，正有条不紊的进行着。组织活动组的同志说，《健康报》来约稿，希望我院能把米勒同志的事迹写篇文章介绍，并建议由我负责。那时，米大夫（大家都这么称呼他）在一个办公楼上班，那栋三层灰色小楼，第三层的东边是院办公室，西边是党委办公室，此小楼现已不复存在，但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米副院长办公室在最东南头一间，而我们是在西北头的一间，平时上下班同一个楼梯，所以见到米大夫的机会不少，他和蔼可亲，总是主动和我们打招呼。写文章前，我们请他讲讲自己的故事，也算采访吧！他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知道吗？1939年我从德国到香港，是廖承志把我送到延安的……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采访后得到启发，心想能不能给廖承志同志写封信，请这位介绍人也给我们讲讲米勒的故事或者请他写首诗（我知道廖是多才多艺的领导人) 。1980年1月31日，写给廖承志同志的信，两张薄薄的北京医学院的信笺，贴了张八分邮票，寄到广东肇庆疗养院（此地址是我从我的同学诸有均那里打听到的）。组织活动组的同事，都说我胆子够大的，还说信未必能到廖公手里……，而我的内心则是充满希望的。我生长在侨乡，听到看到许多有关廖公的为人，常听到人说他平易近人，有说他幽默、豪爽，常把快乐送给他人，更多的是称他是侨胞贴心人。
信发出没几天，真没想到的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同志打电话找我：你是陈淑华同志吗？廖承志同志给你回信了，怎么交给你呢？我毫不犹豫地回应说，我去取吧！我知道你们办公地点，我去过，没问题。
廖公原信全文如下：
“一九三八年，宋庆龄副委员长为首的中国保卫大同盟，在香港成立。它们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八路军、新四军筹募捐款和医药用品。那时候许多国际友人和医生，就纷纷到香港来，经过中国保卫大同盟的介绍到延安，到各个解放区。白求恩大夫是这样来的，米勒大夫也是这样来的，还有印度、罗马尼亚来的许多朋友。
米勒同志到了中国，快到四十二年了，他一贯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八路军服务，为设在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服务。他认真工作，不畏艰苦，他的青年、壮年期间都是在中国的炮火声中渡过的。他的夫人中村女士，是日本医务人员，在解放战争期中相遇，结了婚，米勒同志不会日文，中村同志不会德文，他们从相爱到进入了老年，谈的都是中国话。
现在，北医准备为米勒同志庆祝他来华‘四十年’（我记得是四十二年），这很好。希望在这庆祝活动中，彻底洗刷掉林彪四人帮的大浩劫期中，给予我们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种种不良印象。并把这一庆祝活动扩大到在中国工作了几十年的国际友人，团结他们，爱护他们，解决他们尚未得到合理解决的问题，来作为今后为我国四个现代化来工作的国际人士，作好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廖承志一九八O年二月五日
真是“心想事成”，拿到信如获至宝，我大声告诉活动组的同事们，此时此刻。大家激动又感动。二月中旬，我们庆祝米勒同志来华四十周年的纪念文章《祝米勒同志生命之树常青》的通讯在《健康报》发表了，米勒事后见到我们说：“谢谢你们”。
前日，趁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与两位好友相约去探望米勒夫人、日本著名国际友人中村京子女士，一进她家客厅，我见到米勒用过办公桌边一张米大夫在自家院子里休闲的照片，而这张照片也正是中村女士赠我们那本《汉斯·米勒》画册的封面，米勒同志和蔼可亲的容颜又呈现在我们面前。中村女士一见如故，十分热情的和我们交谈，从福田首相的辞职到在瑞士的女儿米蜜要回国并陪她去日本的探亲的活动安排，中村女士告诉我们她已接到纪念廖公百年华诞的请柬，但聊得最高兴的则是她第一次见到廖公的这封信，她说，如果你让我早点看到，我一定会把它收进新近出版的这本画册，没关系，有这份复印信，我也会好好保存它，珍惜它，这封信写得太深情了。他是我们了不起的好朋友。
注：该信原件已由作者捐献给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作者：北医侨联常务副主席 陈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