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的一部中国现代医学史
国际权威科学技术史杂志、国际科学史学会会刊ISIS在2009年第一期上刊登了美国学者Bridie Andrews Minehan对北京大学医学史中心主任张大庆教授所著《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的书评，认为：“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完成的一部中国现代医学史。该书最突出之处是，这可能是第一部由西方学者扮演配角的中国现代医学史。” “这是一个谨慎取证、思路清晰、论证紧凑的研究”。
Bridie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和Bentley学院历史系，是国际著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对于《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的观点，Bridie充分肯定了其创新性和原创性：张大庆“提出疾病本身对于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影响作用”，“现代疾病的本质决定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建制化”。她认为这种观点有别于传统的备忘录式的历史，脱离了“单纯强调国家建设的成就、科学主义或生物医学进步”的老路；是站在“内史”的角度“用医学解释一个时代的变化”的“有效的分析方法”。
张大庆教授历时五年完成的《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25万字），选取1912年至1937年作为探讨中国近代史上疾病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时段，旨在凸现政治体制与卫生保健体制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性，阐明卫生制度的转变对疾病预防与控制的重要影响。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近代政治体制转型的标志，也是我国新型卫生保健体系建立的开端，至1937年，我国的卫生行政体制、医疗保健制度和卫生服务制度的框架已基本形成。
张大庆教授指出，疾病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多维度的。既可被认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学事件，导致个体的躯体损伤和疼痛，也可被视为复合的心身事件，给病人添加躯体和精神上的痛楚，还可作为复杂的社会性事件，小到影响家族的繁衍，大至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学研究不甚关心疾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医学史研究的疾病史研究也只是专注疾病认识、诊断和治疗的进步，而忽略了疾病的社会文化价值。目前，疾病社会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医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尚比较薄弱，因此开展疾病的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统战部摘自北医新闻网）
注：张大庆是九三北大第二委员会社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