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二十多年前，我作为实习医生第一次走进病房和病人直接接触。这是一个简易的单人病房。并不宽敞的病房里，一张病床占据了整个病室的大部分。床上躺着一个女病人。她消瘦，两眼微闭着，脸色阴沉晦暗。带教老师告诉我，“这是一个50多岁的工程师”，肺癌正吞噬着她原本健壮的身躯。大概是因为第一次单独采集病史，我在狭小的房间内感到的是一种无形的恐惧，半开半闭的窗帘加上天气寒冷，窗户紧闭使室内狭小的空间弥漫着一种阴冷的感觉，夕阳从不大的窗缝中不大情愿地探进头来。血色残阳映照着一个无助的男人，这是病人的丈夫。他一直垂着头，长吁短叹。
“您好，我是新来的住院医师，我能和您谈谈吗？”我对病人说，但是她并没有理我。眼睛稍微斜了我一眼。“大夫，她刚服过药，有点不舒服。”她丈夫对我说。
屋里一片沉寂，只有电视机播送着中国女排的实况转播。“今天排球结果如何？”，我实在是怕这样的尴尬，找个话题和她爱人说。没想到的是，病人听到我的话，突然睁开了说眼，“您很懂排球？”我问，她立刻来了精神，“我大学时是校排球对的主攻手呢！”，病人一扫刚才脸上的阴霾，和我谈起了她大学时代的排球生活……。我当时想,这个晚期癌症病人也够可怜的，干脆找个她高兴的话题聊聊吧。她真的很高兴，说到她的大学生活，她神采飞扬，甚至坐起来和我手舞足蹈起来。我附和着她的话题，时间过得挺快，护士推门叫我“刘大夫叫你去一下”，我忽然意识到该干的正事还没做呢，走出病室，我寻思着如何向老师交待，病人的丈夫随后跟着我出来，他突然握住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花“小顾大夫，真的太感谢你了”，说着他眼里的眼泪落到了我的手上。我糊涂了，我说，“没没什么，我只是个实习大夫，我没有做什么呀？”“不，小顾大夫，是你给她带来了快乐，今天下午这几十分钟，是她半年来最高兴的一天！你知道，她是肺癌晚期，您虽然没有给她什么治疗，但是您带给她了真正的快乐，在她最后的日子，我们每天度日如年，今天她真的是很开心！您知道，这几十分钟对她多重要？我们家属没有别的奢望，只要她高兴我们就得到最大的安慰！”短短的几句话，使我受到了巨大的震动。
二十多年过去了，作为肿瘤外科医生，我治疗过无数的病人，但这个病人的印象给我最深。我在思考，为什么几句与疾病无关的话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二十世纪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医学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医学从注重疾病本身的生物医学模式发展到社会-心理-医学模式。中心转变的核心是现代医学不仅要关注病人身体里的疾病，更要关注因疾病带给病人的一系列心理问题。对于一个肿瘤病人，他需要承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还要承受因肿瘤带给他的死亡的恐惧、甚至有人说，肿瘤病人一半是因疾病发展病死的，还有一半是被肿瘤吓死的。面对一个肿瘤病人，我们做医生应该关系的不仅仅是病人的诊断，治疗方法，药物选择，我们应该学会关心病人的心理感受，他能接受肿瘤这个事实吗？他能够正确面对即将面对的各种治疗吗？如何让我们的病人坦然面对疾病，肿瘤和死亡？
一个人得了病，所有的人包括家属和医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她患的疾病身上，病人的父母会想到如何满足生病的孩子最后的愿望？做子女的会想到如何让亲人尽快接受手术？病人的单位领导想到如何处理善后的一切事宜？于是，癌症患者的家庭内，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齐心协力，对肿瘤隐瞒到底。但又有多少人去能真正体谅病人自身的真实感受？他们的彷徨，恐惧，他们的失望和焦虑？此时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此时他们需要的不是金钱能够买得到的物质需要，他们最需要的是感情上的支持，人们忽略的恰恰是这个方面的考虑。对肿瘤的隐瞒使家属和病人承受双重痛苦，但这种做法是最常见的。
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告诉我们的医生们，我们除了高超的技术，过硬的手术技巧，还要有良好的沟通训练，掌握相关心理学，伦理学，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的知识。“人文”的意思是理想的人性，理想的人。一位有经验的肿瘤科医生曾告诉我如何安慰即将离开人世的病人：“如果我们把人生比作一列正在运行的列车，把那些生病的病人比作即将下车的乘客，那我们会对生病的病人说，我们是在一个列车上的朋友，人生就是这样，有上车，也有下车，人总得下车，只是早晚。我们今天在一个车上，明天我们都可能在车下某个地方见面。死亡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是我们要珍惜每一天，享受每一天。您想想，高兴也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为什么我们不高兴呢？”我们要用这样的话去鼓舞我们的病人，这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统战部摘自北医新闻网）
注：顾晋是农工民主党北京大学委员会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