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盟友，大家下午好！
受北医委员会的委派来参加本次论坛的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成长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并且在大学期间没有接受过通识教育，所以，有人可能会认为我拟定的这个题目太大了。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我还是愿意试一试。理由是，讨论问题的方式允许有多种多样，比如可以象钻井一样垂直深入，也可以摸索着从描绘大致的轮廓入手。我想试一试后者，更希望借这个宝贵的机会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指正。
钱学森先生辞世前进行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是关于科学技术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的。他说，“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钱老无法释怀的问题是，中国的大学为什么缺乏创新能力？。他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本届筹委会的老师们，他们为大家选择了一个非常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题目。
这是凤凰网对中国大学的发展历程所做的划分，“民国时代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建国初期大学—群体的改造，思想的归一；近三十年大学—无根之浮萍，无魂之器物。”我想以此作为我发言的切入点。也许有人持不同意见，那不要紧。泰戈尔说“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只要有这样的心胸，我们就可以沟通；只有有这样的心胸，我们才可以沟通。
我虽然成长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虽然我在大学期间没有接受过通识教育，但即便是这样，在提起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涌现出来的灿若星辰的大师时，也还能够随口说出不止一掌的姓名---梁思成、钱钟书、朱光潜、张孝骞、倪徵玉（音）、朱自清、李四光、华罗庚等等，等等。那个时代，大师们犹如甘泉一样相继涌现，而我们的时代却是不仅“大师”匮乏，而且还见到越来越多的被揭露出来的学术造假，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丑闻。我们不得不问，中国的大学怎么了？
在座的都是教育工作者 ，是老师，是教授，我认为，在确认存在差距，承认存在问题的前提下，寻求改进方法的方式应该可以有不止一种，比如说批判丑陋的，比如说弘扬美好的，或者兼而有之，或者其它。我本人只是个普通大夫，学识有限，在短短的三十分钟的时间里，我选择主要以第二种方式—就是弘扬美好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个人观点。欢迎大家指正。
这是摘自北京大学官方网站的关于蔡元培先生的简介：“蔡元培（1868—1940，字孑民，浙江绍兴人。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1916年12月至1927年8月，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北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北大思想的活跃、新思潮的传播和学术的繁荣。众多革新人物和学术大师云集北大，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基地。）”大家知道，蔡元培先生提出了健全人格教育的理念。顾名思义，这种教育是以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的受教育者为目标的。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努力使受教育者能够在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和世界观教育这五个方面都得到全面和谐地发展。有人说，蔡元培先生的健全人格教育思想，改变了教育的根本方向，革新了教育的品格，启蒙了我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这是非常高的评价。我想，要想达到使受教育者养成比较健全的人格的目的，我们可能还需要有两个必备的先决条件，第一，教育本身必须具有相对健全的品格；第二，施教者自身必须具有相对健全的品格。
这里有丰子恺先生的一幅画作（图1）。大家应该能够清楚地看到“谁忍嗔”这样三个字。我想，它体现的是出自真爱的宽容。胡适说“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我们可以试想一下，现在的家长和老师们如果面对同样的场景，有几个人能够按捺着不在第一时间冲上去阻止他们；又有几个人能够不但按捺着不在第一时间冲上去阻止他们，还能够含笑旁观、暗自赞赏的？孩子们需要这样的师长。自由、宽松、包容的环境才有可能产生出自由的思想，才有可能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图-1
这是摘自清华大学官方网站的介绍梅贻琦先生的文字，“梅贻琦（1889-1962，汉族，字月涵。著名教育家。天津人……1931.10至1948.12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多次阐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发展为一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梅先生从来没有被冠以“大师”的名号。但是,在他的任内，不仅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还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发展为一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他也因此被清华人尊称为 “永远的校长”。
丰子恺先生一幅“日月楼中日月长”（图2），似乎让我们窥见了那个年代的学者们潜心学问的状态，似乎让我们嗅到了那个年代的象牙塔里飘逸的书香。
图-2
大家知道，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和语言学家。他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的准则，曾经深刻地影响着那个时代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那么，他本人是如何实践的呢。解放前夕，他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留在大陆。1953年中科院领导已决定任命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但他却提出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人都不敢提，并且任何人也不敢答应或不可能答应的条件，就是要求允许他在即将就任的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而且要求拿到毛泽东或刘少奇首肯的手谕。他说，不如此，就谈不到学术研究。我们当然不难想象他后来的境遇。
陈寅恪对自己在教学方面的要求之一是，“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从这“四不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治学的严谨和教学的严肃。因此，陈寅恪在清华任教期间，课上不仅学生齐集，甚至象朱自清、冯友兰、吴宓这样的大牌教授都会风雨无阻地出现在他的课堂里。
前面我们提到的两位大学校长和一位大学教授只是那个大师云集的年代中几位杰出的代表人物。阅读他们的传记，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师长们引领了他们，而他们赋予了那个时代的大学以精神和灵魂。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凤凰网对中国大学的三阶段划分法外，还有其他的划分方法，比如，有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分界线。认为，“二战”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历史境遇的复杂化，在全球范围内，使大学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贵族的、学术的和自主的，走向了大众的、市场的和被管理的。在这种大的变化趋势下，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历史变迁使得目前大学的面貌也更具中国特色。
讲完和大学有关的人物，我们来讲一讲和创新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罗马军团所向披靡。但是，在一场剿灭一个他们认定不堪一击的部族时，却意外地遭遇挫折。场景是这样的，罗马军团和对手交锋不久，对手就集体“落荒而逃”。正当罗马军团志得意满地全力追击时，不料，对方的骑手们在策马前行的过程中，忽然扭转身躯，万箭齐发，把罗马人打得乱作一团。罗马军团败在了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箭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也就是知己但不知彼，犯了兵家大忌。而对手出奇制胜的法宝就是创新。这是一个建立在箭术和骑术基础上的实用技术层面的创新成果。发明者目的非常明确，也可以预见，就是要取得战争的胜利。
第二个故事。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解放前曾任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在从事金融研究的同时，他对语言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曾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并著有《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文。建国后，党中央为了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调集精兵强将，组建研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班子，希望尽快拿出一套比较理想的汉语拼音方案。在这种形势下，49岁的周有光被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调到北京，先后参与和主持了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并于1958年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但是后来，发生了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在临下放前，周有光把多种语言文字版本的马列全集和毛泽东全集装入行囊，利用劳动改造之余的时间，继续潜心研究他钟爱的拼音文字。再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周有光多次受命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经过努力，最终于1982年促使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的决议。
之后，为了解决汉字的计算机录入速度慢的难题，周有光再接再厉，于1983年77岁高龄时发表了名为《汉语内在规律和中文输入技术》的文章，为解决这一难题指出了方向。
当然，我们知道，《汉语拼音方案》的形成，包含着许许多多学者的聪明才智，只是周有光比别人更幸运，因此他最终成为了那个名垂青史的成就汉语拼音方案的人。
那么，周有光幸运在哪里呢？首先，他遇到了“天时”—-就是执政者的需要；其次，他巧用了“地利”—-把下放他的穷乡僻壤变成了培育学术之花的圣地；而最为重要的，还是他拥有的“人和”—-他曾经受到过师长们的指教，他曾经和许多志同道合的学者们进行过深入的切磋。
和前面一个故事不同，这是一个学者的纯学术层面的创新故事。他开始这项研究时，完全是出自兴趣，完全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也完全没有预见到后来计算机和手机的相继产生和迅速普及。据说，现在中国有73%的使用计算机的人和50%的使用手机的人都在使用拼音汉字输入法。
第三个故事。神农尝百草。这是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说。而且据说神农最终死于他试尝草药的过程中。我想，所谓“神农”应该是后人赋予千千万万个历尽千难万险、饱尝千辛万苦，前仆后继、兢兢业业、用点点滴滴的进步成就了古代农业技术和医学技术的先人们的共同的敬称。
这几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创新是在前人坚实可靠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不是空中楼阁。第二，任何创新的产生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是百发百中的，甚至如果说创新出现于“万里挑一”，我觉得都有可能是美化了这份孕育的艰辛。第三，想要创新，我们需要有敢于实践、勤于学习和交流，以及善于独立思考的品质和百折不挠的毅力。
这是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他既点出了现在大学的问题—-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提出了一所好的大学的标准---具有自己独特的灵魂；也指明了解决问题的途径—-还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利。
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了。除了世界范围内大学发生的变化外，上个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一场针对文化进行的革命，使得有思想的一代知识分子泯灭掉了；这个世纪初，当国家领导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准备交还人们“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权利时，已经被塑型的模子挤压过的意识形态，和被这样的意识形态造就出来的思维方法，使得后生的知识分子们一时间无法立即想清楚自己应该向何处去？而“大师”们也就更不可能在外部环境稍一放松的情况下，就魔术般地纷纷从天而降。还是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的话，外因需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产生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需要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图4，图5）。
图-3
图-4
梁启超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所以，创新的种子要从少年儿童时期开始培育。或者我更愿意使用的表达方法其实是，创新的种子要从少年儿童时期就受到应有的发现和呵护，不要使这种种子被家长或老师们忽略掉，更不要被家长和老师们“好心好意”地扼杀掉。换句话说，其实在每一个孩子的内心都埋藏着能够创新的种子，而能够让这粒种子生根发芽、破土而出的最早的那块土壤就存在于父母和老师们的观念里。
下面，我想继续借用丰子恺先生的漫画，配上一些我个人比较认同的观点，提出我认为目前的施教者们可以一起进行思考和讨论的一些问题，请大家指正。
好奇——创新意识的萌芽。黑格尔说，“要是没有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好奇，是每一个孩子与生俱来的状态（图5）。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保护他们的好奇心？现在的孩子们，似乎已经没有了“犯傻”的权利，一个个被“望子成龙”的大人们包装得面目全非。
图-5
兴趣——创新思维的营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孩子们最初是被兴趣驱使着去关注这个世界的某个部分的（图6，图7）。我们是否具有一双能够发现他们的兴趣的眼睛？我们是否尊重他们的兴趣？我们有没有支持和帮助他们发展兴趣的愿望？我们有没有试图把孩子变成延续自己的兴趣、完成自己未竟心愿的工具？我们有没有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一个属于他们的小小的世界？现在，家长和老师们都在竭尽全力地为孩子们 “安排”各种学习技能的机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可能都是基于“为孩子好”。但是，结果是，家长和老师们的超负荷的安排几乎完全剥夺了孩子们独立思考的时间，几乎完全剥夺了孩子们自主选择的权力。这就使得事情的效果看起来有些异样了。
图-6
图-7
质疑——创新行为的举措。古人云，“学贵为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学从疑生，疑解则学成”。我们自己是否会质疑？我们自己是否敢公开提出我们质疑？我们是否敢让学生们对我们提出质疑？（图8）
图-8
探索——创新学习的方法。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引领他们的探索（图9）？孩子们还有没有从游戏中去感知客观世界的机会（图10）？
图-9
图-10
家长们是不是很不能容忍孩子的 “与众不同”，比如左撇子（图11）；他们是不是好心好意地、急着忙着要削掉孩子的不同点，以便使他们看上去比较“正常”。
图-11
孩子们是不是被家长和老师们鼓励着、驱使着，一刻不停地、寸土不让的“竞争和进取”着，已经不太知道还有一种人际关系叫互助，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叫平和（图12）。
图-12
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写到，“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颗被引导去从事美满探索的自由心灵仍会给人类带来智慧。”这是一首赞美大学的诗歌，只可惜我不会朗读，很怕破坏了美好的诗意。所以就只好请大家自己默读了。它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只要大学存在，只要心灵自由，人类就有可能获得智慧。我们知道，只有获得了智慧的人们，才有可能解决面临的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并从中产生出发明或创新。
综上所述，我认为，所谓大学，应该是一个能够为人才凝练思想、升华精神境界的比较自由的空间。经过大学的孕育，那些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才们产生出创新成果的机会应该是加大了。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必须具备的那种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品格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培养出来的，也不是单靠大学本科以后的教育能够解决的。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人如果想要在可以看见的未来产生出对全人类有重要贡献的创新成果的话，那么，在现阶段，在多数成年人的头脑已经被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及应试教育驯化了的情况下，施教者们应该做并且能够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包容”。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大声呼吁，请社会包容学术的个性，请校长包容教师的个性，请教师包容学生的个性，请家长包容孩子的个性，包容他们，保护他们的个性，让他们的心灵能够获得自由翱翔的空间！
注：此稿系民盟北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燕在第五届民盟高教论坛上的发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