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精神”的八个字中包括了“爱国、厚德、创新、包容”。具体到“文艺创新”，我理解，就是以独特的姿态和视觉，创造出艺术水准高，反映社会现实的好作品来。这个基础，来源于文化工作者对社会的关注。关注社会的热点、难点，发现和指出有关民生、自然、文化以及国家发展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人们渴望再出现像鲁、郭、茅、巴、老、曹那样的中国艺术家。担当起文艺工作者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
“北京精神”这一工程的启动和运行，涉及到文化工作的方方面面，形式多种多样。比如用美术作品展现国家形象，用文学作品的力量调动起人性中最可贵的良知，净化人文环境等等。
我想到三天前，在我的单位北京大学人文学院，参加了一个由校长韩启德院士亲自倡导、组织，张大庆院长主持召开的题为“叙事医学”的座谈会。会上邀请了作家和医学家，共同探讨了“叙事医学”与“文学”的作用与关系。还请到了《医者仁心》的作者，共同探讨有关医疗职业信仰以及相关问题。
“叙事”是多种多样的，倾听病人的叙述，还有医生的叙述，是和谐医患关系有效的渠道。这个话题拓展了医学的学术内涵，也为作家提供了讲述医学故事的创作空间。人们从医生的角度、患者的角度、作家的角度，社会层面、伦理层面、医学层面、哲学层面、文学艺术的层面，发表了个自的见解，也探讨了如何通过影视和文学作品，比如小说的形式提升健康传播的境界，帮助大众寻求社会的心理缓解机制，使紧张的医患关系得到改观，促使医疗改革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进行。这一课题涉及到了社会学、哲学、人文学、伦理学、文学同大众的关系。哈佛大学学者对此开展了研究；哥伦比亚大学对学生早已开设了“叙事医学”的课程。中国的文艺语义小组也在讨论这个话题。通过叙事医学的方式阐释对文学的理解，用叙事的方法进行医学人文教育，将文学的叙事元素纳入医学科学，尤其是临床实践中，将人文精神和人文自觉性作为为病人服务的指导思想。大家知道，医学讲证据，文学讲故事，他们之间是生物与生命、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医学入理，而文学入情，怎样做到入情入理，情景交融，以临床证据与临床故事相结合，阐释生物与生命的关系，探讨人类生命的意义。它不仅属于医学学术研究的范畴，同时也是跨学科、跨业态的文化改革与创新。与“北京精神”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通过这个事例我要说的是，“北京精神”不是口号，喊喊交差，需要从具体细节入手，提高国民的精神品质。
在我的一本书里我曾经说道：艺术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诲，而是与大众的分享和共鸣。尽管艺术作品本身解决不了人们的生存问题，但艺术的功能可以探索人生，激浊扬清，给人类以光明的导向。
关于“爱国”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只有唱赞歌才是爱国的唯一方式。我赞美英、美国家的教育制度、法律法规、文化品位、大众的公益意识、社会的信誉体系；我也欣赏韩国、日本对文化艺术的敬畏态度。韩国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亚洲名列前矛，国民的总体素质和文明程度比较高。韩国的文化潮流瞬息万变，文化艺术一度跃为亚洲前列。前些年，韩剧和韩国电影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美国都拥有超强的人气。在坎城、威尼斯各大影展中获得多项大奖。虽然欣赏，但我只是个旁观者，因为她不是我的国家。我的祖国三十年来飞速发展，国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科技、文化已经跨入国际化行列。这些变化大家有目共睹。但她的很多方面还有差距，尤其在精神层面。撒切尔夫人评价说：“中国还不算一个大国，因为她输出的是‘电视机’，而不是价值观”。这只是一方声音，不是标准。但能说明中国在发展中出现和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希望我的国家越来越好，但也常常用冷静的态度看待她，甚至批评她，这是因为我在乎她，爱她。我渴望真正了解她，就像关心自己的安危冷暖。这理由非常简单：国家，国家，在这块国土上，有我安身立命的家。
（此文为作者在北京市政协、各民主党派北京市委关于“北京精神”座谈会上的发言，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