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记者魏铭言）今年全国两会上，很多医卫界政协委员都收到了一本书《我的死亡谁做主》，倡导人“尊严死”，即“自然死亡”。
送书人是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峰。她建议，我国应制定“自然死亡法案”，将“生前预嘱”纳入医改议事日程，让挽救无望的患者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自愿选择离世方式。凌峰强调，“自然死亡”不同于“安乐死”，只是在死亡已不可逆转情况下，停止延命的医疗措施，任由生命自然逝去，以减少不必要的抢救带来的痛苦延续，维护死亡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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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观点
1/3危重病人抢救是无谓的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心内科教授霍勇：我赞成“自然死亡”。在医院里常会听到这样的话，“死马当活马”、“有一分希望，我们就要做一百分的努力”，种种社会原因，比如儿女要“尽孝”，医院、医生担心医患纠纷，造成很多明知是无法逆转死亡的终末期患者，还在抢救。这样的抢救，对患者的生命延续非但没帮助，有时还会对其造成更大痛苦；此外，对医疗资源也是浪费。我估计医院内1/3的危重症病人，对其的抢救是无谓的。
方法论
由医生团队判定执行时机
霍勇：推行“自然死”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即使患者生前有“预嘱”，谁来判定执行“自然死”的时机？这与安乐死不同，实际上患者家属无权决定何时让患者死去，否则就会出现很多伦理问题。因此必须由一个专业医生团队，根据患者的疾病和病征来科学判定什么时候可执行“预嘱”，建议患者自然死去。
这个医生团队，应由患者的主治医生，致死性疾病相应学科专家，以及医学伦理学人士组成，也可借鉴国外法庭陪审员经验，邀请独立第三方来参与和监督医生团队对“自然死”时机的判定和建议。
（统战部摘自新京报 2013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