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老师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遥远。噩耗传来，先是惊讶，后是泪水。放下电话，与恩师近30年的交往，点点滴滴，连成了一个个定格的画面。像水彩，那么清新儒雅，像油彩，那么凝重镌秀。
“越是薄弱的专业，越容易做出成绩”
1982年，我离开了陕南山区，来到河北省城。石家庄市卫生防疫站的站长，安排我到秦皇岛学习听课，要求回来组建学校卫生科。这是从母校毕业后，第一次见到北医的老师，一切是那么新鲜，一切是那么亲切。几天的学习下来，我对儿少卫生学有了一个崭新的体验和了解。
林琬生老师，当时是授课教师之一。“文革”当中，由于叶恭绍教授的坚持，儿少卫生学组和青春期研究得以保留。林老师是“文革”后“十大讲师”之一，他因为工作积极认真，熟悉业务，第一批被学校从甘肃一个县医院的外科调回，协助叶恭绍教授“重起炉灶”，恢复公卫系的儿少卫生教研室，开设本科生课程和实习，延续北京市中小学生青春期发育的长期追踪观察研究。
从秦皇岛返京，一路上林琬生老师，拉着我的手，侃侃而谈。从学习“苏联老大哥”卫生学科在新中国建立，到编写第一本专著和教科书《儿童少年卫生学》；从“文革”砸烂“封资修”批斗叶恭绍，到“老太太”找彭真和万里市长要求恢复教学和科研……几天的听课，几个小时的谈话，使我“恶补”了学校卫生和儿少卫生的历史和现状。有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事业发展，至今记忆尤深。林老师讲：“别看现在的儿少卫生还很弱小，似乎还形成不了一个学科；别看目前全国学校卫生队伍还很单薄，还无法与环境卫生、食品卫生队伍比照。我们做的是，为了健康的儿童青少年，为了祖国的未来，虽然是一些简单的、基础的工作，甚至有人讲，儿少卫生就是一杆秤一把尺，只会量体重身高，但越是薄弱的专业，越容易做出成绩。”林老师的一席话，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从此，在林老师和北医儿少所的指导和帮助下，我们从“零”开始，查阅了历史档案，利用下学校请教老校医的各种机会，初步掌握了河北省和石家庄市的学校卫生有关的数据资料。特别是通过叶恭绍教授牵头的《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研究》工作，我们和全国的学校卫生工作者一起，迈入了儿少卫生学发展的新世纪。儿童青少年卫生保健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全国第一个专业研究机构——北京医科大学儿少卫生研究所，诞生在破落的北医校园，几层高楼在校园西南角格外引人注目。
在林老师的指导下，我积极参与组建了“全国省会市学校卫生协作组”，开展跨省市的调研工作。我参加了卫生部学校卫生监督管理专家小组，参与起草了许多文件和儿少卫生标准及学校卫生技术规范、常见病防治指南。我撰写的论文频频在省内外获奖，还在中华医学会的系列杂志上发表。十几年的进步和成长，无不浸透着林老师的辛勤汗水和精心指导。
“为了学生营养餐健康发展，我们就是要坚持到底”
由于业务工作的突出成绩，我被推选为石家庄市政协委员，并加入九三学社。林老师得知后，非常高兴，因为他是九三学社北医基层组织的时任领导。恰巧，1994年我借调到北医，从事“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学校卫生和民主党派两项工作，对我都是全新的适应学习过程。
我有幸参加了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组织的一系列调研活动，林老师是医药卫生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积极发动社内外力量参政议政。第一个大型工作就是北京市学生营养餐的现状调查。林老师带领一行专家，深入北京市大学和中小学以及营养餐生产企业。很快，由他执笔的调研报告形成了，由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直接递送到北京市人民政府等部门，时任北京市委贾庆林书记当即做了批示，要各级行政部门重视解决学生营养餐面临的食品原材料生产基地、生产加工标准化、营养配餐科学化以及专车专线保鲜运送等一系列问题。
林老师在报告中提及，有的学校领导和教师“蹭饭”，从有限的学生盒饭经费中，克扣私用等不良行为。消息披露之后，《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的记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时京城舆论沸沸扬扬。林老师和课题组的成员，坚持科学精神，发扬民主作风，欢迎社会各界关注学生营养餐，希望加强监督和批评。林老师坚定地说：“调研工作还要深入下去，继续下去。为了学生营养餐的健康发展，我们就是要坚持下去。”北京市学生营养餐逐步走向多元化、规范化、科学化，为全中国树立了榜样。
林老师还利用九三学社专家群体优势，开展了许多影响国计民生的调研工作。医疗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也是成功的参政议政案例。林老师带领课题组，分别到北京市三甲和二级医院进行问卷调查和现场考察，发现首都医疗垃圾无序处理的严重问题。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北京市计委、环保、卫生等部门马上回应，召开论证座谈会，决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集中在北京南北城建立两个医疗垃圾处理工厂，还出台了行政管理文件。医疗垃圾处理工厂建成了，赶在“SARS”大流行之前，完成了规范制度和机制建设。林琬生教授的超前意识和踏实的工作为九三学社赢得了声誉，为首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九三学社北京大学第二委员会 陈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