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江苏省如皋县一个贫寒的家庭。在我不到九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是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艰难度日，温饱都谈不上，读书那更是奢望，尤其是芦沟桥事变后，我的家乡沦为敌占区；日寇的暴行激起了乡亲们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大哥以村长的身份作为掩护积极组织抗日宣传，并配合游击队在家乡和日本鬼子展开持久战。在大哥的带动下，我十岁时和几个小伙伴参加了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过路的可疑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还来不及憧憬未来，我的家乡又变成了“拉锯式”的地区，经常是上午过国民党兵下午过新四军。在与新四军的接触中，我从他们的言行里感受到他们是一支纪律严明、热爱老百姓的队伍，对他们发自内心的敬仰之情使我萌发了参加新四军的愿望。直到一九四七年，新四军苏中一军分区卫生部疗养室伤病员进驻时，经过申请和面试，我和章桂芬大姐（现在空军指挥学院干休所）如愿以偿，被罗天林室长批准入伍，当时我刚满十四周岁，不久我二哥也光荣地参加了新四军。同年秋天，我们的部队转移到海安县后方医院所在地胡集镇。进驻后，组织上送我到海安县军区卫生部卫生学校学习，为期半年。学习结束后，我被分派到泰州军区前方疗养室负责战地救护工作。
我第一次参加战地救护是在顾高镇战役。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我们把伤势很重的战士抬到前方医院包扎所进行处理。由于当时有限的医疗条件，为了保住伤员的生命，不得已实施了许多截肢手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伤员们最挂念的还是自己的战友，有的伤员在牺牲前还在向我们询问前沿阵地上战友的安危。此次战役伤亡惨重，牺牲了很多战士。为了纪念这次战役，前方医院将所有截肢集中后装入一个大棺材里就地掩埋了。当时那种悲壮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终生不忘。后来组织上又把我调到后方疗养室工作。疗养室室长徐正昌，指导员张琳，医务班长叶干全，还有曹文彬、何健、鞠振声、施长康等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真是关怀备至。我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一个，个子又小又瘦，站起来确实还没有枪高。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行军打仗，他们都非常关心我。他们担心我会挨饿受冻，天气冷时给我增添衣服，行军时还帮我背背包，我穿鞋比别人费，经常把鞋磨穿，他们就把自己的鞋给我穿，值夜班时他们还把中午留下来的一份夜班饭分给我一点，他们还给我讲许多革命的道理，等等。我真是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纯正的革命友爱。每当我回忆这段往事时，内心充满感激并念念不忘！
一九四九年初，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向长江以南进军的作战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一百万人，统一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指挥，准备随时发起渡江战役。因任务繁重、生活条件差、身体又弱，我在这个时候病倒了。我感到全身无力、伴有发烧、胸部疼痛、咳嗽，医生诊断为胸膜炎并命令我马上住院治疗。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只能依靠磺胺类药物、休息和自身的抵抗力恢复健康。就在我住院期间，军区首长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强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的指示并作了动员报告。我当时因不能参加动员报告会感到非常遗憾同时也恨自己的身体那么不争气。我住了十几天医院后，病情有些好转时，指导员给我传达了“强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的报告精神并宣布上级的命令，把我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支前司令部运粮六团。我们团的任务是护送运粮到上海，确保上海市民有粮食吃。实际上这些粮食是山东和苏北解放区的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援部队的公粮。分配给我的具体任务是负责团首长的健康和战地急救。我当时忘了自己的病，兴奋地从床上爬起来并马上准备我的药箱和急救包。为了保证能打胜仗，上级要求我们每个人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强渡长江是武装泅渡，因此每个人在出发前除了必须学会游泳以防淹死外还必须学会携带枪支游泳和踩水等本领。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晚总前委首长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正式发起渡江战役。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们和运粮队伍行军到达靖江县的长江口。为避免敌军的轰炸，我们天黑之后才上船。我们坐的是小木船，除了船夫外，可以坐四个人，大船可以坐数十人，共有数百条，每条船装入满满的粮食。我们的目的地是斜对岸的江阴。长江水位在每年四至五月期间开始上涨，特别是五月份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大浪高水流湍急，我们不可能直接横渡，只能先顺着岸边逆行，然后转到江心后再顺江而下，有时我们的小船还会被大浪猛烈拍击地严重倾斜，随时都有落入江中的危险。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要掉下去以便能完成好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因此我尽力坐稳使劲抱住我的药箱和急救包。经过约四个小时的划行我们终于到达长江对岸的江阴。到达江阴后，我们的部队分成两路，一路是走水路顺着运河南下，利用人力和风力掩护装着粮食的几百条大木帆船前往上海，另一路走陆路，护送用小独轮车推、牛车拉的民工运粮队前往上海，路经无锡和苏州。到达上海后，我们进驻军管会，立即参加上海市解放初期的秩序维护。
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我们全体官兵在上海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接受华东军管会主任陈毅的检阅。那天不巧下着大雨，但我们的情绪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最使我们感动的是当天自发组织起来的上海市民冒着大雨，兴高采烈地跟在我们的队伍后面，扭着秧歌、打着腰鼓，许多人手持彩旗并不间断地高喊革命口号，有的高举大幅标语，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热烈欢迎解放军！”。在此次渡江战役中我荣立了三等功并提升为助理医务员。
在上海的任务完成之后，组织上先后调我到泰州专区编制委员会和泰州运河指挥部卫生处等单位工作。一九五二年，组织上又保送我到位于上海市兴国路72号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干部学校学习文化课，为期两年。该校是受中央政府卫生部委托创办的，宗旨是培养全国军队卫生干部，提高我们的文化程度并达到中学水平，为将来考入高等学校打下基础。在此学习期间我被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我参加了全国高等学校统一入学考试，顺利考入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系。
回忆往事感慨万分，我有机会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而感到由衷地荣幸和欣慰，是党指引我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不断地关心我、培养我，使我不断地成长，还有当年和我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是他们教育和帮助了我，提高了我的觉悟，在生活上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此外，我非常缅怀牺牲的老战友们，是他们用自己宝贵的年轻生命换来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和今天人民的幸福生活。我是个幸存者，在大学念书时享受调干助学金，今天享受离休待遇又有幸福的家庭。感谢党的恩情！同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祝愿祖国日益强大！人民安居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