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最重大的一个事情就是中国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将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同年10月，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发展理念。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全面阐述了亚洲合作政策，特别强调了推进“一带一路”（英文缩写B&R）的建设，得到了许多沿线国家的支持和积极回应。2015年起，“一带一路”从倡议开始了实在的行动。
对“一带一路”的性质，国家有关机构强调“一带一路”是倡议而非战略，“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如何推进“一带一路”蓝图的落实和建设，已经成为当今国内学者和智库的研究热点之一。然而，正如“凤凰评论”所指出：由于“一带一路”提出的时间只有短短2年，它在战略定位、具体内容以及实现步骤上都仍然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厘清的地方。在“一带一路”研究上呈现出了一些“假、大、空”乃至错误的现象：一些激进学者将“一带一路”理解为中国大国扩张，导致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警惕与反弹；还有一些国内所谓的专家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只是组织几个人用上几周走上一串的国家，既没有具体内容，也没有战略设计，难以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提供切实的指导。“这种走马观花别说是为国献策，就是作为旅游心得，也显得不够诚意”。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的国家发展战略。作为参政议政者，需要我们认真的学习、真诚的态度、踏实的工作和科学的探索，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言建议。在认真学习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一带一路”的建议，以及培训中学习了国内国际形势后，笔者对如何提高履职能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有了以下认识：
1）积极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文化教育交流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习近平在对“一带一路”的5点建议中指出：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2014年，习近平在首尔大学的演讲指出：“国家关系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国家关系发展,说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国与国关系归根结底需要人民支持，最终也服务于人民”“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习近平多次强调了文化交流的意义。这指示了民盟作为文化界别的参政党，在“一带一路”的文化教育交流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伴随了中国经济和文化走出去的事实。而经济以何种方式走出去，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和扩张都是以硬的或软的武力方式进行的。虽然自由贸易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公认的主流方式。但是，在今天的自由贸易中，明显存在了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强势金融资本不顾当地实际和需要的倚强凌弱、以智欺愚的强制贸易，这种行为严重损伤了当地弱势群体的利益，照成当地的许多社会问题和人民对自由贸易的反感。显然，这不是“一带一路”参加国家所希望的，更不是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所要进行的贸易模式。通过文化教育交流，不仅可以“软实力”使中国形象打动人心，发挥让中国和贸易国人民心通意合的目的，同时通过交流中的研究，创新发展新的双多边的自由贸易形式，使贸易合作能够符合当地的地方优势、满足双方人民民生发展的需求，实现真正的双赢局面。
在文化交流中，帮助和支持“一带一路”贫穷国家做好地方发展的策略研究，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种合作研究不仅可以增进对当地的了解，促进当地发展融入“一带一路”并以授之以渔的方式援助贫穷国家、担当大国责任，同时也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自身的学术发展。
2）积极推进国内协商民主的发展，奠定“一带一路”战略基础
“打铁还有自身硬”，“一带一路”要稳步走出去，首先需要我们自己练好内功。民盟作为参政党，推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途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普世价值和建立国与国、不同民族和人群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关乎了“一带一路”的最终成败。
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他强调了基层民主协商的工作重点：“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对照上述讲话，在基层协商中，民盟基层组织和基层盟员可以作为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正如“人民政协要发挥好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一样。基层民盟组织可以通过聚焦基层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反映基层民意，出实招，谋良策，为基层党委和政府工作献计献策；积极宣传引导党派所联系的基层群众支持和参加基层改革发展，帮助群众正确对待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敢于对基层党委和政府讲真话、讲诤言，针对违反群众利益的问题用于提出建议和批评，运用协商民主帮助解决基层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等，在许多方面发挥参政作用，帮助我党“稳步推进”基层协商。
3）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创新发展参政履职方式，提高参政履职能力
崛起的中国，未来发展必然依赖于从科技、经济和政治社会各层面的创新。解放思想是创新的前提。提高参政议政和盟务工作的履职能力自然也离不开思想解放和理念创新。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营养，是解决现实问题、创新发展的一个源泉。在国内创建56个民族和谐共发展的社会，在国外建立国与国和谐共荣的国际形势，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方面，而这是西方文化未有解决的问题，需要中国自己的创新思维，建设新的民族和国家和谐模式。
“温故而知新”，华夏王朝从人文初祖的黄帝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和谐的国家。黄帝一统天下，不是以武力征服的方式，而是以德服人，以仁义得天下；事实上，一度以当时最先进的铜兵器扫荡中原大地的蚩尤部族，在涿鹿之战后，只落得兵败身死的下场。黄帝时期，西戎、东夷、北狄、南蛮和中国（中央之国）华夏一家。夷狄中国之分，不是西方人眼中的民族歧视观念，这个问题当年梁启超先生已经做过了很好的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夷狄中国之分其实是黄帝时期五行思想的一个政治体现，中央之国所以能统领四夷，是以其中央土性柔顺、包容和养育，所谓“厚德载物”是也。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同，“土”载物化生为万物母是无条件的、恒久远的。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和谐，离不开中央汉族的“厚德载物”的包容和担当。所以千年前，当“四夷”一度离开中国时，发出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向往。研究黄帝时期天下部族万民归心的原因，从中国传统哲学探索新时代民族团结和谐的方法是文化界一件大有可为的事情。
在民族问题上，一件不可逃避的时期是宗教问题。建设民族平等的社会必须要建设信仰平等的文化。这并非一个困难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当国家摆脱了国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已经不再把宗教当做公事而当做自己的私事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43]”。宗教信仰只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任何宗教组织本质上都是一种非政府公益组织。不同宗教信仰，将如同不同政党一样，完全可在一致性和多样性协调发展“和而不同“的统一战线中得到其合适的未在。进一步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建设在党的领导下、不同信仰平等存在、共同发展的和谐社会，将不仅为民族和谐团结，也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砖添瓦。
社会服务过去一直是参政党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各类社会服务进一步专业化和职业化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作为参政党，过去的兼职式社会服务模式已经难以满足不断进步的现实的要求。研究如何从兼职式的社会服务进行转型，建设民主党派主导的各种专业NGO组织，应该是未来进一步符合时代要求、提升参政党的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的一个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