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小小的心脏“支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网上有观点认为，我国心脏支架严重滥用，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利益链条；也有观点指出，在心脏上铸就“钢铁长城”，是挽救心脏病人的有效手段。
公众疑心，医生叫屈，特别是那些已经安装了支架的患者，更是忐忑不安。为此，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霍勇教授，对公众提出的关心问题进行解答。
我国并不存在支架普遍滥用现象
“心脏支架手术是目前全球普遍实施的一项心脏介入治疗术。”霍勇指出，这一技术具有安全系数高、创伤小、见效快、恢复好等优点，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及其他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有效措施。随着该技术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大量患者的生命得以挽救。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共开展45.4505万例冠状动脉介入手术，使用支架约68万个，平均每名患者使用了1.51枚支架，这个数字与美国及欧洲等大部分国家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据统计，美国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间，平均使用支架数为1.4枚；西班牙1990年至2011年，平均支架使用数为1.5枚；马来西亚2007年至2009年，平均支架使用数为1.58枚。因此，霍勇教授认为，我国并不存在支架普遍滥用现象。
不仅如此，我国还面临着介入治疗使用不足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更严重，更需要关注。霍勇解释说，目前我国约有250万名心肌梗死患者，每年还新增100万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却只有少数人接受了介入治疗。特别是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每耽误一秒钟，就有成千上万的心肌细胞死亡，因此越早开通堵塞的血管越好。然而，我国每年有60余万名心梗患者，能及时开通血管的却不足5%。在欧美国家，80%左右的患者都能获得介入治疗。由此可见，我国心脏介入治疗的程度，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很大差距。
仅凭植入数量认定“过度”不科学
当前社会中流传着一种声音，说医生受到利益驱使，过度使用支架。很多不该放支架的放了，该放一个的却放了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对此，霍勇表示，这种情况不能说绝对没有，但肯定是极个别的，不能代表整体。而且，出现这类情况，也并非是单纯的利益因素，有时可能是医生的技术水平受限。
“有些地方却因此调整了医保政策，限制一次手术可放支架的数量，这种方式并不科学。对于那些真正有需要的患者，可能会因此得不到合适的治疗。”霍勇有些担忧。
霍勇坦言，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可能出现对适应症的选择或治疗过程中的不合理，包括药物治疗也是。但从目前数据来看，支架使用的主流是好的，在临床上谈不上滥用。2012年，针对多个支架植入的病人，原卫生部对部分医院单个病例，植入5枚及以上支架的300多个病例进行核查，其中92％的病例经专家组检查后认为是合理的。
解开公众“心结”还需加强医患沟通
霍勇强调，其实很多矛盾，都是源于医患沟通不到位。
曾经有媒体报道，一名内蒙古赤峰的冠心病患者，在治疗中，体内被一次性植入9枚支架，患者及家属怀疑是支架滥用。霍勇说，此事后来经过调查核实，认定医生的治疗手段并没有问题，手术也是成功的，根本问题是由于医患沟通不足。其实，该患者的心脏上，两根血管几乎全部闭塞，还有一根发生了严重的病变，是非常复杂的冠状动脉病变病例。在手术过程中，医生先放置了3枚支架，后发现还需要再放置几枚，所以医生来到手术室外与患者家属进行了商谈，在征得同意后，才又放置了6枚支架。术后，这名患者闭塞的血管完全通畅了。但由于医生和患者及其家属在沟通中出现了问题，可能是没有具体提及二次植入支架的数目，导致了患者对于支架个数和治疗费用不满意，也对治疗效果产生了质疑，进而产生了纠纷。
还有许多患者误以为，接受介入手术后就能“一劳永逸”。殊不知，介入治疗只是治疗冠心病血管严重病变的一种方法，患者血管仍有再狭窄的可能，也就是血管再次堵塞，因此，术后必须坚持药物治疗并定期复查。研究证实，即使接受了冠脉介入治疗的患者，心梗复发的危险仍然高于普通人5～7倍。在接受介入治疗后若不持续用药，随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发展，有60%～75%的患者会在原有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上形成新血栓。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医患之间加强交流。”霍勇提出，医生在手术前，一定要尽可能多地将支架植入的利弊、手术所需的大概费用等如实告知病患及家属，帮助他们做出判断和选择，以避免“谈支架色变”的尴尬。
此外，霍勇教授呼吁，冠心病的支架技术是全世界公认的先进技术，但任何一项新技术在全世界的普及过程中都难免会遭到质疑，但随着不断发展，终究会得到改进。希望媒体能理性、科学地报道医学领域新闻，多向公众传递客观、准确的信息，同时也希望介入治疗这个被科学证据充分证明的、有效的、救命的治疗手段，能够惠及更多患者。
（统战部摘自光明日报 2015年3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