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进行多年仍举步维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在100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破除以药补医，降低虚高药价，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通过医保支付等方式平衡费用，努力减轻群众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公立医院改革有两个主要措施，一个是治理机制改革，一个是补偿机制改革。治理机制改革因涉及到政府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改革，以及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公立医院院长之间的权责调整，在短时期内难以完全到位。因此，现阶段补偿机制改革将作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
“一方面，补偿机制改革可以通过影响公立医院筹资（收入）和成本来影响医院和医生的行为，同时还有助于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如果不推进补偿机制改革，治理机制改革、以行政手段为主推动医院人事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临床路径和优质护理等改革也难以到位和持久。”她说。
公立医院改革最终要解决便是降低老百姓的医疗费用，同时要提高医生的积极。
“如何找到其中的平衡点，正是目前推进改革需要破解的难题。”吴明说。她认为，补偿机制改革包括落实政府财政投入政策、支付制度改革、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药品招标采购等在内的一组改革措施。其中，支付制度改革应该是行之有效的核心措施。
取消药品加成，调整服务价格是目前补偿机制改革的第一步。虽然减少了对医院多用药、用贵药的激励，有利于降低次均药费，提高劳务价格体现了医务人员的技术价值，但是只是改变了医院利润来源和结构，并未改变多提供高利润服务的激励，如果回扣的激励仍然存在，价格调整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以药养医、提供者行为不规范问题。下一步应推动支付制度改革。”
“建议将“病种付费+临床路径+质量监控+医院、医生收入分配激励”的综合支付制度改革作为重要的补偿机制改革措施。在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的前提下，通过力创路径规范提供者行为，通过病种支付建立起医院和医生控制成本的激励，这样改变了医院获取利润的途径，医院通过控制成本来增大利润空间，而不是选择利润高的服务，所以他们要控制成本。”吴明表示。
“如果允许医院低于政府招标采购价格的价格购进药品和耗材，医院有动力压力药品和耗材的进价，长期也会减少医院扩大规模、购买高档设备的动力，降低医疗服务的成本。按照药品进价卖给患者，可使患者得到比取消15%的加成还要多的实惠。医保也不会超支。”吴明表示。
吴明介绍，河南省息县采取了这样的改革方式。2011年1月起，息县建立内部质量监控制度，与医务人员的收入分配相结合，建立起科室、医生主动走临床路径、自觉控制成本的激励机制，以保证改革目标更有效的实现。为了解决临床路径的硬性规定与疾病和病人存在着变异性、医疗服务存在弹性的矛盾，对疾病进行分组分类。通过医院与新农合管理机构谈判的方式，每个病种制定三种不同的临床路径，每个临床路径不同的治疗方案，支付标准也不相同，医生会根据病情的不同进行治疗，可以适合该病种所有病例的诊治。医生控制成本的结余，医院、科室和医生可以进行分配，激励医生主动走临床路径和主动控制成本，也有动力将后期康复病人转到下一级医院，促进了向下转诊。
同时息县建立了完善的信息系统，使临床路径管理、健康档案管理、新农合和药品管理系统中心数据对接，实现区域内临床路径、电子病历、健康档案、公共卫生、新农合等领域互通和共享；实现区域内各，类医疗卫生资源的综合监管、分析。
据息县卫生局公布的资料显示，息县经过综合支付制度改革后，境内医疗机构在综合支付实施之前的2007-2010年的4年间，年住院次均费用增长14.5%，实施改革后监测同期对比年增长10.54%；实施病种类的次均费用平均与上年度比降低99元。
同时规范的诊疗行为提高了服务质量，对每个病种采取政府购买、价格谈判，各单位均制定严格的绩效考评，结余分配重点向一线医务人员倾斜，病历合格率、无菌感染率、手术等待日和大型仪器检查阳性率均有明显的变化。药占比县级由过去的44.68%下降到32.42%，乡级由过去的48.31%下降到33.07%，抗菌素使用率由过去的48.12%下降到36.12%。
（统战部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2015年3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