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3月7日电（王宇鹏）“我相信当下医药卫生行业面临的困境只是特定时期的状况。”全国政协委员、北大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对医药卫生改革发展抱有乐观态度，并建议“现在的医改是在既有的体制机制下‘打补丁’，我们在修旧路的同时，也得建新路，抓住规律做一些顶层设计。”
当下医生正面临着职业荣誉感下降、收入与付出严重不符、医患关系矛盾尖锐的现实问题，“医二代”放弃学医的情况屡见不鲜。然而刘玉村却鼓励儿子“子承父业”，继续从事医务行业。
合理引导病人流向
作为一名医院院长，刘玉村每天眼见大量病人涌入门诊，操着全国各地的口音，在挂号窗口前的长龙里焦急等待。“比如我们儿科姜主任的挂号费曾被号贩子疯炒”，刘玉村说，“但是院长只能解决就诊流程、临床路径等医院‘围墙内’的事，病人能够到哪看病，找到谁看病，是‘围墙外’的事，也是医疗结构的事。”
事实上，“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已是有目共睹的现象。大医院医疗服务供不应求，加剧了看病难的问题。在此情况下，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成为2014年医改重头戏之一，甘肃、四川、浙江等省纷纷出台分级诊疗政策，并进行试点推广。
在刘玉村看来，要推进分级诊疗真正“落地”，还要克服一个障碍——病人的流向是自由的，尤其在交通日益便捷，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稳步推进的当下，如何让病人甘愿留在基层看病，而不选择有着优质医疗服务的大医院？
另一方面，鼓励小病在基层解决，但什么是小病？小病和大病，病人往往界定不清。刘玉村举了大医院常见的例子：“比如结肠癌的患者，一听是癌症，都觉得是大病，得去最好的医院，请最好的医生，用最贵的药物，实际上，县级医院水平就可以操作结肠癌手术，许多患者可以留在家门口治病。”
刘玉村提出，病人不如交由家庭医生来判断，是否在基层首诊即可，是否需要转到大医院治疗，以及转到哪个定点对接的大医院。他认为，可以用医保制度来控制病人流向，例如只有找家庭医生首诊，才能享受医保。同时，医院之间不需要分成一级、二级、三级、三甲，只设社区诊所和医院这两级，使就医通道更加便捷。
用尊严留住基层医生
让病人能够在基层放心、舒心首诊是医改的目标之一。
“社区让老百姓信得过的医生怎么培养，在学校时怎么学习，毕业以后怎么培训，在基层怎么实践，给他什么样的待遇能留住，都得事先说清楚，才会有人干。”刘玉村说，“要让医学生能够看到，虽然眼下基层工作条件差，但沿着清晰的顶层设计来规划发展，未来在基层会大有可为。”
刘玉村感叹，现在连大医院的医生都缺乏尊严感，更不用说基层医生。“一个三甲医院的大牌教授，挂号费才14元，反而是检查贵、耗材贵、药品贵，只有人最不值钱。”他说。
当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越来越多的医生失去了工作积极性，甚至许多成绩优异的学生不愿报考医学院。基层医生更是如此，不仅条件艰苦、收入微薄、发展空间有限，由于基层医疗机构没有大型设备，又取消了药品加成，医生福利也失去了保障，从而加剧了基层医疗人才的匮乏。
刘玉村说：“同样是2万元住院费，如果把其中的结构改变一下，提高医疗服务的价格，挤掉药品加成等价格水分，（情况就会好很多），改变结构，政府和老百姓都不用多掏钱，但是医生的待遇提升了，工作得有尊严了，随之而来，会有更多深刻的改变发生。”
刘玉村说，培养一个合格的医生至少需要十年，如果现在不把顶层设计做好，十年以后还是没有人，但他也强调，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有能力时就建一段新路，条件不成熟时就先修着旧路，两条路一起并行。”
如今，刘玉村的儿子已是一名胸外科医生。“我经常对他说，将来会是一个病人就医有序，医生充满自豪感的医疗环境，那时候的你，也已成长为一个大医生。”刘玉村说。
（统战部摘自人民网 2015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