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医人”，我是“九三人”
王荫华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之际，已入“古稀之年”的我，回首自己的成长历程，感慨万千。新中国成立之时我7岁，刚刚步入小学，可以说我完全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
我18岁时（1960年）以医疗系高考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开始了我汲取医学知识、迈向医生职涯的第一步。在这座全国莘莘学子仰慕的医学殿堂里，不乏著名的学者、医学的大师。在教授渊博知识的传授下，在师长严谨的学风影响下，在“三基三严”教学制度的培养下，我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疗系毕业生、继之成长为一名医生。研究生毕业后，我又有幸在北大一院工作四十余年。我与北医有多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我是地地道道的“北医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我敬佩的师长教授中，王志均、王序、刘思职、叶恭绍等均为九三社员；在我进入北大一院实习的时候，在这名医云集的地方，向我传授医学知识的各临床学科的权威也几乎都是九三社员：吴阶平、王光超、严仁英、康映渠、秦振庭、王宝琳、林传骧、郑中立、余宗颐、黄德祥、刘秉锟……他们在学术上都有很深的造诣，都是弘杨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精神的光辉楷模，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面面的旗帜与榜样。我作为他们的学生，对他们渊博的学识、对他们一丝不苟的学者风范和教书育人的高尚品德，充满了敬佩之情；又得知他们之中很多还是九三学社的优秀干部，热心社务工作，为九三学社的创建和发展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偶像，于是我对九三学社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立志加入这个组织。但我知道这个组织是科技界高级知识分子的组织，“门槛”很高，要想成为一个“九三人”必须加强自己各方面的修养，达到应有的条件才行。于是当我具备了高级职称后，我才郑重地提出了入社的申请。我于1994年6月14日加入九三学社，成为了“九三人”。多位师长教授的光辉形象是我加入九三学社的动力之一。这说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旗帜的影响是巨大的。老前辈引导我加入九三，成为“九三人”，并成长为九三学社的干部。我1995年任北医大一院副主委，自1998年任北大一院主委兼北医大委员会副主委直至2008年。我为自己成为“九三人”而自豪，为自己能够加入这个组织并成为这个组织的干部而感到骄傲。但也同时感到自己的责任，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心中时刻牢记我是“九三人”。
医师本职工作精益求精
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作为“九三人”，首先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发挥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树立良好的九三形象，宣传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因此，我严以律己，对本职医、教、研工作精益求精，孜孜不倦，使工作更上一层楼。在已获得正高级职称后，并没有停住脚步，又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获得了教授职称，再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成为了博士生导师。
1987年8月至1990年7月获世界卫生组织(WHO)奖学金作为访问学者赴日本东京大学国立医院医疗中心访问。2001年荣获国家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高级访问学者资格，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心访问。
我承担了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九五”“十五”国家级攻关项目、北京市科委及北京大学211工程课题等研究。
获得1993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000年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001年中国高校科学技术一等奖、2002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获得2006年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创优争先”本职工作突出贡献奖。
由于学术水平获得业界的认可，现在担任多项社会职务：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多个学组的顾问及老年医学的顾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评审专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药品评审专家，首都医学科学发展科研基金评审专家等社会职务。
九三学社社务工作默默奉献
在我任北大一院支社主委十余年间，遵循着“业余办社、无私奉献”的原则，在自身的专业工作无比繁忙的情况下，挤出时间为九三工作；在支社成员工作居住分散、离退休社员当时占了3/4的情况下，无比艰难地通知和组织社员参加活动；在无活动经费的情况下，把温暖送到每一位老、弱、病、残的社员身边，增强凝聚力；在支社成员年龄老化严重的情况下，做好组织发展工作，发展培养年轻人，做到“人才强社”……
在组织建设方面我有意识地做了很多工作：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注重质量是组织发展的核心问题。民主党派作用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成员的政治素质和代表性。这是提高参政党自身素质和参政能力的迫切需要，要坚持发展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承认民主党派章程、具有较高专业水平和社会影响力的代表人士。注意吸收政治素质好、层次高、代表性强、有发展潜力的无党派知识分子，并加强考察，发展成员时向党组织了解其政治素质和工作表现，沟通情况，交换意见，以保证组织发展的质量，吸引高层次人才加入九三学社。韩启德主席多次指示我们要“人才强社”，要“时刻不忘自己是九三人”。
由于我院支社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自1951年12月24日王光超、严仁英教授创建我院九三小组算起)，年高、资深的老年社员较多，社员年龄老化现象比较严重，离退休社员占了很大比重，在职社员只占不到1/4，组织活动极为困难。为了使组织充满活力，后继有人，我作为支社主委，特别有意识地注意发展年富力强的具有高级职称的和博士、硕士学位的、作为科室负责人的、政治素质好、工作成绩突出的优秀同志入社。我在任期间共发展了34人（包括肿瘤所、积水潭小组）入社，平均年龄32岁，其中高级职称24人，中级职称、博士10人，硕士5人，博士后2人。使支社社员年龄及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支社由老教授多、博士少，变成老教授多、博士也多的大好局面，新人辈出，增强了支社的活力。
我主动提前让位，注意提拔培养年轻干部到支社及北医基层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中来，使他们在工作中得到锻炼，长江后浪推前浪，为换届交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支社在参政议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我支社给老社员祝寿、有病探视形成制度。我们在工作中尽力做到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社员合法权益，加强组织的凝聚力。探视慰问有病住院或年老体弱的社员，为德高望重的80岁、85岁、90岁高龄的老年社员祝寿，为70岁、75岁的社员举办集体祝寿等活动，在我支社多年来已形成制度。使广大社员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增强了支社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也使社员受到了尊老爱老的教育，发扬中华民族的美德。我们曾举办王光超、严仁英的九十大寿，秦振庭、王宝琳、郑中立、邹秋水的八十五大寿，柏椿年的八十大寿，王苹、卢仪侠、王德英、余宗颐、刘世婉、董悦、郑淑蓉等教授的七十大寿等祝寿活动。
社会责任勇于担当
九三学社作为以“爱国、民主、科学”为宗旨的参政党，始终把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传承科技薪火、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当作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我结合自己的专业，觉得“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对于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期痴呆）这个全球百年攻克不下的顽疾，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要把疾病的防治知识交给大众，提高他们的知晓度；要提高医师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要向政府呼吁制定相应的政策重视这个疾病；要让全社会关爱患者和他们的照护者……做到早诊断、早干预、早治疗。并强调“保持脑健康，预防胜 于治疗”。提高患者和照料者的生活质量，为痴呆患者和家人造福。
1998年我提倡、筹备、参与创建了ADC（Alzheimer’s Disease Chinese,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并使ADC成为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ADI）在中国的唯一代表；又与台湾谈判，达成“谅解备忘录”，允许台湾以“中国台北”的资格加入，恰当地解决了台湾加入ADI的问题。在没有任何报酬、本职临床工作又无比繁忙的情况下，奉献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做了大量的工作，给医师的培训、大众的科普讲座、书写系列科普文章（中国电视报名医讲堂、北京晚报健康周刊、养生大世界、药物与人杂志等）；通过媒体向政府呼吁等，获得好评。如：今年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组织的“民主与科学杯”科普征文中获得二等奖证书。
组织的温暖，领导的关怀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九三学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如：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历来非常重视与关心防治老年痴呆这项卫生事业，一直能够高瞻远瞩、高度关注和重视老年痴呆协会（ADC）的工作，2006年，在我的邀请下，于ADC成立五周年及世界老年痴呆日到来之际，给我作为主席的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成立五周年题词：“实行学科交叉，点燃智慧火花”，鼓励我们搞好协会工作为痴呆患者和家人造福。这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与鼓舞，极大地鼓舞了我们“为提高痴呆患者和照料者的生活质量服务”的工作热情。这是我们协会获得的至高荣誉，对此我代表协会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与崇高的敬意。
9月21日为世界老年痴呆日，2007年世界老年痴呆日高层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关注痴呆，刻不容缓”。我是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主席，与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共同主办这次大会。我特地邀请人大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九三学社、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坦君教授，九三学社、北大医院名誉院长严仁英教授应邀参会并与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我在主席台就座。北医统战部部长乔力也应邀出席了大会。全体与会人员荣幸地与韩启德主席合影，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多个媒体参加大会，会后均作了相关报道，北京九三社讯也进行了报道。
我非常感动，深深地体会到九三学社组织的温暖，体会到领导的关怀，这些都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地工作。
我要牢记“我是北医人”，“我是九三人”！
（王荫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教授，九三学社北京大学第二委员会原副主委、北大一院支社原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