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病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公共问题。我国慢性病现状不容乐观，呈现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卫生费用支出率高和控制率低的“四高一低”现象。据统计慢性病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近70%，导致的死亡占我国总死亡人数的86.6%。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慢性病防治工作，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慢性病防治重点逐渐向健康管理转变。尽管我国早在1953年建立卫生防疫体系，但目前仍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新冠疫情的防控取得成功，针对传染病的很多措施，可以用于慢病，如整体协调，网格化管理，人盯人，户到户等。但慢病管理体系建设仍还需要人力，资金和技术的投入。
一、我国慢性病防控体系“缺钱少人模式旧”，亟待完善。我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体系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缺钱少人模式旧”，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较大差距。例如，我国慢性病治疗与医保衔接不理想，慢病患者仅限于门诊“特种疾病”报销，且额度有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匮乏、慢病防治专业人员严重不足。慢病诊治是场持久战，分级诊疗体系并未部署到位，大多数患者直接选择上级医院就医，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率低，存在重检查轻干预的现象。另外，由于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防治机构缺乏绩效考核和强有力的监管，导致慢病相关的监测水平在乡县级疾控机构落实程度较低，成为了我国防控体系的短板。二、完善慢病防控体系是新时代要求。慢病管理的不足，甚至关乎我国现阶段新冠疫情的防控水平，因为大多数新冠死亡病例常合并心血管病等慢病，如果慢病控制良好，新冠患者死亡风险也会大幅减低。2017年，我国《慢性病防治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发布，提出了“降低疾病负担，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的更高要求。其中的“全”字，切中了我国现阶段慢性病防控体系在时间和空间的双维度上的双重调整。因此，如何更有针对性的完善现有慢病管理体系已成为未来我国慢病防治的关键。
据此提出以下几点具体建议：
1．重视医疗机构的慢病管理作用，落实分级诊疗
医疗机构是慢病病防治的主力军。目前医疗机构都是“只治不管”，尤其是慢病管理的网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用发挥不足，利用率较低，需要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机制。强化家庭医生慢病防控考核制和绩效挂钩，促进基层医生建立与相应的医疗机构和专科建立专业联系。
积极发挥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在慢性病管理和分级诊疗及双向转诊中主动作用，要求都必须建立慢病管理中心，形成与社区基层慢病管理联动的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形成监督问责机制。
2．解决慢病管理资金短缺
加强国家对各级医疗机构慢病管理体系建设的投入，可通过强化医防合作，鼓励优质资源向基层倾斜，完善医保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差异化支付；同时完善基本药物目录并强化上级医院与基层的用药衔接，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支出。尤其，2018年国家正式启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重大改革，截至2020年底已开展三批国家集采，据官方媒体报道，三批药品集采共节约费用总体超过1000亿元；2021年初又开展了第四批集采，并且国家明确要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预期未来将进一步降低医疗支出，并有利于医保资金可持续。国家推进实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可为医保基金管理实现“腾笼换鸟”，为提高各级医务人员待遇和提供慢病管理体系建设资金，在全民参保的情况下，建议将更多医保谈判药品纳入门诊保障管理，提高患者用药可及性，同时通过集中采购工作节约的资金进一步保障慢病管理保障水平的提升。
3．深化医药联动和促进互联网医疗
药物是慢病防治基础。一方面，慢病用药要着眼疗效和预后，建议依据临床实际需求及相关指南，优化慢病相关基本药物结构，引导临床合理用药，助力“1+X”用药模式形成（“1”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X”为非基本药物，由各地根据实际确定）。另一方面，要鼓励创新药物的应用。创新药物无疑对慢病进程的改善至关重要，因此，如果成本效益比理想，应在政策上要鼓励新药的快速临床化应用。包括国产创新药物和国际上欧美已审批上市的重要的创新药物。
另外，互联网号称“新四大发明”之一，“互联网+医疗”在我国也早已起步，预约诊疗、在线随访、疾病管理、健康管理等网络服务也屡见不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远程医疗基础建设提速，医疗保障和收费政策不断扶持，下一步要重点实现乡镇基层患者慢病的数字化或云管理，实现我国资源配置的更优化组合。
（统战部根据霍勇委员的提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