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网《中国访谈》2026年全国两会系列访谈。“投资于人”自2025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先后被纳入“十五五”规划建议、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要部署，“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发展理念持续深化，成为新发展阶段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导向。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通过“投资于人”促进银发经济和医疗康养融合发展？需要打通哪些壁垒？科技创新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老年康养？本期节目，特别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老年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刘梅林。
图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老年内科主任医师、教授 刘梅林
【访谈实录】
中国网：刘委员您好，欢迎您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
刘梅林：各位中国网的网友大家好。
中国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您的一份全国政协重点提案关注的是银发经济和医疗康养融合发展，这里面的“人”既包括老年人，也包括专业人才。在“投资老年人”方面，您认为，如何通过提升其健康素养和自我管理能力，变被动养老为主动健康？
刘梅林：这个话题确实对贯彻执行国家积极主动健康老龄化非常有价值。我是一名老年病内科的医生，同时我还是一名心血管病专家，在多年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更加感受到主动积极健康老龄化的魅力所在。实际上，这就意味着“投资于人”非常重要，我想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通过医疗花费，健康保障的费用，让老年人长寿而且健康。另外一层含义，投资于为老年人服务的群体，尤其是医护人员。当然，无论是投资于老年群体还是医护人员，实际上都是共同的目标，为了一个更健康、和谐的社会，对老年人更友好的社会。当然，除了对老年人和医护人员的投入以外，实际上围绕着医疗康养相关的无论是器械的制造，康养产品，还有为这些人群服务的体系建设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在强调“投资于人”的时候，这些年还有一些像人工智能、智慧医疗的助力，所以也变成了非常大的投资的内容。在我们国家现在发展银发经济，对这些活力老人，60岁以上老人甚至是到了高龄仍然充满活力的老人，如何继续保持健康？用什么样的医疗让自己的疾病得到预防和治疗？还有在没有病的这种状态之下，如何用好保健品，少花钱，多办事，让他在整体的消费理念，还有健康理念上获得最有利于健康长寿的指导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网：另一方面，“投资专业人才”同样紧迫。目前老年医学、康复护理、心理慰藉等专业人才缺口较大。对于建立一支高素质、有温度的医养结合人才队伍，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刘梅林：我想建立高素质，有温度的队伍，对老年服务的群体实际上要求是相当高。如果要实现这个愿望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还要有政策的引导。比如说目前我们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包括促进老年人健康体系建设方面的一些政策性的要求，还有包括在整个医院体系，从大的三甲医院一直到基层都建立老年科，把社区支撑的养老事业做深做大，尤其又提到强基，还有把二级医院的内容更充实，缩小三级医院的规模。这种理念的引导之下，实际上就涉及不同级别的医院未来人才队伍怎么建设的问题。
比如说老年人的疾病，确实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点，一方面，可能这次是一种疾病到医院就诊，但实际上往往是多种疾病并存，而且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随着疾病的进展，病情变化特别快。比如说我是一个老年血管病的医生，病人开始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住院，但是随之而来除了发生心血管系统的变化以外，可能在心衰的背景之下他又会出现肺功能的异常，比如说伴发肺部感染。还有一些患者甚至出现了肾功能的恶化。当然还有在这个过程里，有的老年人从心脏整个血管系统，引发了继发的脑血管供血问题，甚至血栓，甚至出血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一个老年人到医院救治，潜在的风险更高。即使入院的时候你看病情并不一定特别重，但当医疗开始启动以后，病人的病情有可能迅速恶化，从一个病引头到最后多病并存，甚至发生多器官的功能衰竭，那也就意味着一方面老年人救治的难度增加，对医疗的需求，尤其医疗费用增加这块往往是不可预料的，甚至有特别大的支出。
我们现在在医疗支付体系里，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就是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随后支付是DIP（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系统，当然还有一个评价我们疾病治疗难度的系统，我们叫CMI（病例组合指数）。如果老年人发生的急症治好了，单病种付费是可以的。但是更多的问题，你这个病治好了，可能别的病在你住院期间就来了。来了以后，你也不能把老年人推出去，你得让他得到一个相对优质的治疗，让病人能病情好转或者是康复，那就会有更多的医疗花费。所以，如果这个体系不考虑到老年人多病并存和治疗的难度的话，无论是支付，还是评价疾病的难度指数，实际上都会受到限制。所以这也就会导致所有的医生都怕收多病并存的，尤其是高龄老年人。因为在这种背景之下，有可能你收的越多，到最后你的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因为大家知道高龄老年人在住院以后，他的护理、康复的需求有可能比医疗的需求还要大。所以如果我们这些评价体系和支付体系不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势必会影响收治老年人的积极性。
我想，在未来，我们在经过医保支付体系的这种磨合之后，如何优化完善，把老年人的事做得更好，这应该也算是“投资于人”的一个举措。当然在老年人整体的医疗过程里，我们也希望给他最大的医疗支撑，但是对于一些疾病还是希望从源头上，从预防的角度让它不要出现事件。通过好的慢病管理，达到老年人最佳的预防，其实这种时候反倒是减少了医疗的支出。因为相当于堤坝溃坝之前，我们就能把漏洞补上，这样对全社会也是好事。
比如目前，对老年人头号致死致残的原因就是心血管病。但心血管病的防线它是心、脑、肾全身的血管涵盖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防线前移，对促进老年人的健康长寿是最有利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我们国家人群的预期寿命延长到80岁。现在在大的城市，有很多90岁，甚至超过90岁依然保持健康状态的老年人。当然在未来，如果我们能把这些预防措施（做）到位，医疗、包括队伍的建设也都做得很好的话，非常有利于实现这个国家目标。
但是，团队的建设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因为老年医学科的医生需要知识面最宽。同时，他也应该有抢救危重症方面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往往应该体现在大的三甲医院。比如，我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老年病内科工作了二十多年。实际上，我从一个心血管病专家到了老年科工作以后，实际上开始也是有点郁闷。
因为那时候就发现你看见老年人不知道从哪下手，因为在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科，大夫专业也不一定精进，治疗理念落后，而且往往在有一些危重症的时候，需要请相应的专科来会诊。在经过这段摸索体会以后，我就开始摸索，到目前为止，我为什么告诉大家我是一个老年血管病的专家，就是因为在整个这20年的工作历程里，我一方面体会了老年血管病患者的特殊性，而且，在这里面摸索了一套临床救治老年心血管复杂危重症的经验，而且培养年轻大夫，让他们在这个领域能够挑战急危重症的患者。比如，我们在老年医学科，心血管这块我们自己开展介入手术，用最少的支架解决最大的救命问题。之后通过药物的综合调整、危险因素的控制、优化的治疗方案，做好患者的慢病管理，做好平衡，这样反倒让老年人有更多的获益。
当然如果说，我们的老年科的大夫去学习各种指南，没有自己的这种对老年人群的特殊考量的话，就非常容易在美好的愿望之后带来老年人的损害。比如抗栓治疗，心血管病的救治，很多时候在急性期要非常强的抗栓治疗。在抗栓治疗的背后，对老年人是双刃剑。他会出血，无论是脑出血还是消化道出血，都有可能是老年人的灾难，甚至致死致残，这就意味着什么？个体化的治疗和评估，还有一些方法能够指导老年人的治疗，而这方面，又缺乏大规模临床实验的证据，去按标准统一的方案执行，所以我们就形成从事这个专业的专家共识。在过去的这些年，我牵头制定了若干个老年心血管疾病相关领域的专家共识，进一步帮助我们做了一些规范，培养年轻大夫，把我们的经验传递给团队，影响更多的人，包括基层的医护工作者，减少老年人由于医疗带来损害的事。
当然这里面我想除了医生的培养，很大程度上还有护理。因为护护理人员对患者的关怀，实际上也支撑着老年人病情的恢复。如果医护团队形成合力，在康复、营养还有多学科的支撑之下，形成老年医学的专业特色对老年人就是福音。这样大病的时候多学科合作，当然即使是大病，一个特别有临床经验的专家能够把老年人的整体的疾病平衡好，突出重点，平衡全局，这对老年人也是必不可缺的。但是，在过去老年科这方面专业建设还是不够的。未来，在落实分级诊疗，还有整体的国家布局的时候，应该划分不同层级医院或者机构的职能，比如说大的三甲医院的老年科应该赋予它抢救危急重症的职能和培养人才的职能，宁可在平常有一定的空床，让这种重症老年人及时入院，得到及时的救助。当这种大医院的老年科的病人治愈的时候，即使没有治愈，病情稳定的时候又能顺利地转诊到基层，保持和大的综合医院的紧密的联合，这样患者收得进走得出，而且在慢病防控这一块，基层医护人员会成为主力军。这样他们可以在社区支撑，也可以上门支撑老年人的居家养老医疗，方便患者，也节省医疗资源，这样就更有利于应对老龄化。但是对于基层的医护人员要经过一些规范化的培训，让他们充分掌握这种技能。所以，我呼吁让基层的医护有机会到大医院去学习。学习的结果就是让他们见识更开阔的天地，让他们掌握更多老年人病情变化和应对的措施，他管辖的慢病患者，他知道什么时候转诊，什么时候要跟上级医院保持合作关系，及时地解救老年人于疾病的危难当中。
所以，我想人才的培养体系，实际上它是全脉络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局部。所以也呼吁未来我们能把这方面的体制建设做得更好。当然我觉得这完全符合国家和卫健委政策的引领，这样强基工程才能做大做强，真正能把我们国家的养老事业落地，做好，受老年人的信任和欢迎。
图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老年内科主任医师、教授 刘梅林 摄影/董宁
中国网：履职期间，您在北京、上海、贵州等多地开展了深度走访调研，发现了哪些关于康养的问题？是否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刘梅林：实际上在调研里面，我没想到的是，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其实有一些养老机构的床位并没有完全被占满，因为有的养老机构需要预约，有的甚至空置一半。仔细地了解一下，实际上，更多的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可能更愿意到医疗机构去，但是，医疗机构对这些失能失智的老年人的维护能力实际上也受到了一些限制。再加上有一些医疗费用包括护理费用不能落实，也影响了康养机构收治这些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积极性。根据我们看到的数据，（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做调研，99％以上都愿意居家养老。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进入了养老机构，当然这是不同的老年人的这种健康观所导致的。在基层，实际上也看到了类似的现象，一方面，养老机构政府投入了很多，但是，老人不愿意来，越到农村这个问题越突出。如果政府能把给养老机构的钱给到家庭，他宁肯让老人在家里完成老人的护理，因为中国传统就是孝道。所以，如果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把老年人送到养老院里去，尽管老人可能被别人照顾的也挺好，但是子女就会被周围的人嘲笑，说你不孝顺。所以也有这些压力。这是跟常年的生活习惯、民俗都有关系。
当然还看到了一些在养老机构里，确实是孤寡老人，包括有一些是残疾的，他们在养老机构里得到了组织的温暖，得到了很好的医疗照护，甚至在营养配餐这些方面，基层从事养老事业的这些工作者们也为他们付出了很多。但是从医疗而言，确实感觉到在医疗康养的发展脉络上，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在基层支撑的社区尤其社区支撑的居家养老领域，还需要投入非常大的努力。尤其我们国家这些年经济发展了，国家政策也好，对基层的尤其孤寡老人的这种温饱问题，各级政府都努力地去解决，让他们至少能够吃得饱、穿得暖，能够感觉到政府的关爱。
但是在医疗层面，本身它的医疗和大城市就没法比。在康养、医疗几方面都要兼备的时候，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上的投入还是不够的，我想这和财政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事要做，也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求。所以，我感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好，把发动社会资源，包括保险在内，都明确写进去了。尤其是商保，或者说长护险，等等，这样对老年人的养老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在未来缩小城乡差距，提供同质化医疗的同时，再给康养机构一些便利，才有可能把老年人的医疗康养事业全链条的管理做得更好，强基工程才能真正落地。
中国网：您认为打通医疗与养老机构壁垒的关键是什么？
刘梅林：消除这种壁垒，很重要的是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之下，把各个不同层级的，从医务人员一直到信息系统建设做好。比如，强调基层的医生到大医院来学习进修，对口形成医联体以后就可以互相支援，责任分工也都明确。
再有一个就是信息共享。因为一个老年人，在大的三甲医院看病，做了什么检查，用了什么药，就靠病人拿着医院给的诊断证明去基层，有时候加上病人的描述，往往大夫掌握的信息是不全面的。所以，如果信息能共享，他在基层的电脑上，就能够看到大的三甲医院的化验单、检查报告单、用药的情况，甚至能够和上级医院做直接的沟通，这样老年人的治疗就没有问题。包括回家以后怎么去做康复训练，你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营养支持和护理支撑，怎么随访。这都是让设想落地的非常重要的举措。
当然在打通这个环节上，提高效率还需智慧医疗的融入。智慧医疗，在医院的整体管理系统，还有结算以及患者提供他的医疗文书信息方面都会带来一些便捷。但是问题就是如何用好，这是我们未来在顶层设计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的。
我相信随着国家多项政策出台，尤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整个老龄化社会的关注和投入，会把这些理得更顺，做得更好。
中国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正在重塑医疗健康领域。在您看来，科技创新应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老年康养？如何在推进技术适老化的同时，防止“数字鸿沟”将部分老年人排除在外？
刘梅林：对，实际上智慧医疗的含义确实很广泛。如何完成适老化，比如，现在有的老年人水平很高，包括像微信，还有一些电子产品都用的特别好。但是也有一些老年人，如果不依赖子女，连挂号都挂不上，到现场甚至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已经脱离了就他们当时能认知的那些医疗体系的服务都没有了。所以，如何顺应老年人的需求，未来对老年人电子设备或者是一些信息系统，也进行适老化的设计。这些年科技创新，包括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机器人的动作，难度系数和灵活性大家已经都充分地看到了。在不同的领域，现在都有机器人研发。包括有一些人在研发情感辅助机器人，还有康复机器人，等等。但是我想，未来如果把这些技术能整合于一体，比如说一个漂亮的“男性”或者“女性”具身的，它会用温柔的语言、有温度的服务去哄着老年人高兴，一方面是情感精神的陪伴。老年人发火它能积极应对。如果一个机器人它可以随机应变，这方面我觉得这是人有可能做不到的。
再有一个，比如老年人在家庭的陪伴，家务或者康复训练、用药提醒，还有医疗照护这块，比如老年人病了，有症状，他不知道该去什么医院看什么样的医生。他通过语音告诉它说，我该去找谁？机器人就能够迅速地回答他说，你应该找什么专家。而机器人未来要具备挂号的能力，甚至帮他把去医院的车辆，还有到医院以后就诊的导医导诊系统做好的话，我想这对老年人是绝对的福音。
但是，我也了解到，如果实现这些技术的突破和整合，其实难度特别大。但是我也相信，如果政府组织攻坚力量，把中国人研发机器人的热情、科技创新都发挥到极致的话，人工智能的具身机器人，在未来的十年是不是有可能得到突破。到2035年我们国家30％以上，超过4个亿都是60岁以上老年人群的时候，尤其高龄老年人群增加的时候，这个是最有利于应对老龄化社会的一个特别好的帮手。我们愿意和各方合作，奉献我们的智慧，在这种美好的愿景中共同努力，少走点弯路，研发出真正适合老年人的产品。所以，作为一个老年科大夫，我特别期待未来我们能够有这方面的成就，为社会，尤其是为我们国家的老年人，甚至为世界作出贡献。
（统战部摘自中国网3月9日）
